唐中晚期的其基本格局，仍然可以用‘上品无寒门’来总结，唐朝逐步完善的科举制度，事实上，仍然完全被世家所牢牢把持。
士族的任官优势，在黄巢前，一直都没有下降，甚至还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而加强。
黄巢对士族、世家按着族谱杀头，导致世家、士族的影响力极大削弱，再加上五代十国的兵荒马乱，最终造成了世家政治的彻底消亡。
阶级论得到了证明，正如阶级论斗争卷所讲的那样：所有的公平、公正，都是从斗争中取得，而非他人施舍。
高启愚上这本奏疏的意思非常明确，作为统治阶级，必须治学阶级论，结合矛盾说，去治理国家，制定决策。
朱翊钧回复了三百多字，肯定了高启愚的说法，也说了说他这个皇帝的看法。
“永远不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因为你压根不知道后人能愚蠢到何种地步。”朱翊钧拿起了另外一本奏疏，看完就是眼前一黑，直接拿出了章，给这本奏疏盖了‘贱儒’一章。
这一章下去，内阁就会严令斥责写奏疏的官员，内阁的严厉斥责，对于任何官员，都是天大的压力。
这么些年了，朱翊钧就没有见过能盖三章的官员，通常盖一章，基本就再不敢胡说八道了。
朱翊钧也很少启用贱儒这个章，皇帝不好糊弄，是众所周知的事儿，现在真的骗不到廷杖了，陛下打廷杖，真的是往死里打。
这本奏疏，是户科给事中李汝华、两淮盐运使袁振二人联名上奏，他们觉得文定公王国光的边方实物饷银政策，有些缺点，那就是太费钱了。
朝廷每年要给军屯卫所支付足足 ，然后用实物发下去。
两个人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名叫纲运制。
就是把江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盐商组织起来，成为纲商，全权负责粮食、食盐、物料的对边方供应，而朝廷直接对盐商征收盐税。
这样一来，既解决了边方物资贫瘠的问题，还解决了朝廷财用大亏的现状，而且还解决了盐税难征的困境，可谓是一石三鸟！
朱翊钧又不是十岁的孩子，他都三十二了，有二十二年的工作经验了，政令，别说一石三鸟，就是两难自解，都得问问代价是什么。
纲运制哪哪都好，唯独没有考虑过边方军兵的死活！
“在这些士大夫眼里，咱大明边军是不是人？是不是大明人？怎么能生出如此歹毒的计策来？”朱翊钧气不打一出来。
他除了盖了个贱儒的章，又写了三百多字，把两个贱儒，骂的狗血淋头！
这个一石三鸟的纲运制，组成的纲商，就会完全垄断盐的运输。
以前谁都能往边方运粮运盐运货，在卫所换取白银，可是有了纲商，就有了入门的门槛，只有朝廷照准的几家商贾才有权运货。
这就是一石三鸟的第三鸟，对纲商直接征税，简单直接。
日后，纲商们想送，边方才能收到如同毛毛雨的物资，他们不想送，把盐之类的卖到腹地，而非边方，那边方什么都没有，连盐都没有几口。
垄断的苦没吃够，还要再吃一遍。
大明商贾愿意把货物送到边方去，是因为边方有朝廷发的银子，才肯到边方去，如果真的把这个权力给了富商巨贾组成的纲商，大明的边方，只会彻底糜烂。
“把这个李汝华送到绥远去垦荒，种三年地，就什么都明白了，坐在京师的衙门里，对着边方，指手画脚，谁给他的胆子！不了解情况随意指指点点，连朕都不敢这么做！”朱翊钧给了明确的惩罚，先送绥远种三年地。
干点活儿，脑子就清楚了。
至于两淮盐运使袁振，他倒是和这个李汝华不太一样。
袁振是希望往边方运更多的东西，他的想法是：恢复之前的开中法。
随着开陇驰道的修建完成，运输能力和费用大幅降低，能不能借着开陇驰道的便利，恢复祖宗成法。
他的想法很好，但这是痴心妄想。
有些政策被破坏了，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但凡是开中法有一点恢复的可能，王国光就不会把白的银子都给边方。
这可是每年 （最开始用了 ，一个先帝陵寝是 ）。
如果有机会，朱翊钧当然也希望可以恢复开中法，可惜，政策已经在孝宗年间，被破坏的干干净净了。
《尚书》有云：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
这个世间就是如此，一旦做出了决策，不是说你懊悔了，就可以改回来的，往往都是悔之晚矣。
朱翊钧对每个政策都很谨慎，一看事不能成，就收回成命，甚至很想很想做的事，却要等很久很久，才会去做，就是怕自己错误的决策，给百姓带来深重的困难。
“咦，浙江商帮，整天在松江府作甚，他们不应该在宁波市舶司吗？”朱翊钧拿起了松江知府胡峻德的奏疏，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松江府商帮大乱斗，甚至比安南的五主七十二家大乱斗，还要乱一些。
“不仅仅是浙江几个商帮，连山西的商帮，都在松江府。”张宏专门去了解了下这个情况，情况十分复杂。
晋商、黔商、徽商、吴商、扬商都在松江府，和松江府本地的远洋商行，展开了极其激烈的竞争，甚至松江远洋商行，差点就被这几家联手给取而代之。
甚至斗出了几分逐鹿中原的气势，松江府这个好地方，有德者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