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墨、黎藻、杜桧、阮康、陈红衣、潘进江、武贡等等，这些名字密密麻麻的罗列在了皇帝的面前，而这七十二家，有超过三十家，都是隆庆、万历年间迁往安南的豪强、海寇建立。
“不是，这怎么还有个山西太原的周庄生？”朱翊钧惊讶无比。
两广、福建、浙江、山东也就算了，居然连山西人，都占据了安南宣化、嘉兴两府，称霸一方，归顺于阮氏家主。
张宏对这个人也不是很了解，摇头说道：“可能是做生意去的。”
一些个山西商贾喜欢到扬州置业安家，可能这个太原的周庄生，就是从扬州出海，去了安南。
骆尚志带兵攻打广安城，海阳城不动如山的原因很简单：海阳城的杜桧和广安城的城主武贡有仇。
平安王郑松，之所以安排两个有深仇大恨的家伙，互为掎角之势，完全就是为了海阳城和广安城联合起来，对升龙城形成威胁。
显然在平安王郑松眼里，内斗的权重远高于拒敌，防内大于防外。
海阳城杜桧本来打算让广安城接受足够的教训，再出兵救援，但没想到大明军的进攻实在是太猛了，不到两天就拿下了广安，独木难支的海阳城，直接溜之大吉。
升龙城的海洋门户，拱手交给了大明。
放到大明身上，就是天津府几乎没什么抵抗，落入敌人的手里。
这种荒诞程度，让骆尚志请功都有点不好意思，他还没有用力，对方就倒下了。
“怎么感觉安南还不如北虏，甚至不如倭寇呢？”朱翊钧看了半天的堪舆图。
无论是土蛮汗还是俺答汗，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大明打起来都是稳扎稳打，一旦给北虏机动起来，谁胜谁负尚未可知。
而倭寇在朝鲜跟大明摆开了阵仗打了足足三年，大明才把倭寇推下海，把倭寇营造的山城全给拔了。
整体而言，北虏和倭寇，都算是个对手，安南这有点太过于疲软了。
“陛下，这才是蛮夷的本来面目，本来的实力。”张宏倒是觉得，安南这才是蛮夷的正常发挥。
北虏和大明打了两百年知根知底，大明东征，朝鲜战场上，倭寇们也是百战精兵，战力还是很强的。
“确实。”朱翊钧认可张宏的说法，大明边疆刷新的蛮夷里，北虏和倭寇，真的很能打了。
安南这个表现，才是蛮夷应该有的表现。
朱翊钧还是按照大明五等功赏牌功勋法，给骆尚志记功，并且下章礼部，准备给骆尚志封伯爵，只要他顺利打完了安南，完成军事胜利，这个世勋伯爵，就是骆尚志给他子孙后代赚下的家业。
礼部高启愚上了本奏疏，这本奏疏解释了一个皇帝不是很理解的现象。
都是万历维新大思辨的重要成果，矛盾说被广泛接受，阶级论却被束之高阁，甚至治学阶级论，都找不到名师教育。
这种现象如此的普遍，但背后的原因，却很少有人去琢磨。
因为阶级论要取代的是华夷之辩，而非儒家的其他理论体系。
要强行推行阶级论，就要解释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蛮夷，是否和大明人拥有相同的地位。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别说大明腹地，就连吕宋总督府，夷人多于汉人，汉人用的《大明律》，夷人适用的律法是《吕宋治夷条文》，甚至连个法律都不是，只是个条文。
在吕宋，汉人杀夷人只需要赔点钱，但是夷人杀汉人，总督府会派兵镇压。
如果要用阶级论取代华夷之辩，那么很多事情，都变得无法解释了，倭国的倭奴、吕宋安南的夷奴，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贩卖的昆仑奴，他们也是被朘剥的穷民苦力。
如果是阶级论算，这些人也是人的话，如果这样，大明就无法合理掠夺财富了。
从国朝发展而言，阶级论显然是更加的合理，但华夷之辩更符合现状。
高启愚这本奏疏，解释了为何阶级论这东西，要学得成为朝堂明公，最起码也得是正五品以上的官员，才会学的东西，因为它天生就不太适合推而广之。
矛盾说是个方法论，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了。
朱翊钧对这个看法，还是比较认同的，阶级论要推行的最大问题，可能不是儒家，而是当下的世势和环境。
如果要推行阶级论，就要放弃海外掠夺财富，那朱翊钧宁愿没写过阶级论。
张居正致仕之后，皇帝就是大明最大的保守派头子。
作为礼部尚书，高启愚要解释礼法，他在奏疏的后半段，解释了为何阶级论才是合理的。
他写了一个很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那就是世家政治的灭亡，和科举制度的鼎盛，有一定相关性，但最终导致世家政治消亡的根本原因，还是黄巢按着族谱杀人。
一般大明士大夫们认为，世家的消亡是时代前进的力量，是科举制度和官僚体系成熟的必然结果，黄巢只是适逢其会，才混出了赫赫威名。
高启愚他写这篇奏疏，一般不会被发到邸报上，高启愚告诉皇帝，事情不是这样的。
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中晚期，朝中的宰相，有75%来自于七姓十家的望族，剩下的四分之一来自于寒门，这里的寒门也是有门第的，而不是穷民苦力出身。
像范远山这种赘婿、熊廷弼这种放牛娃，这些穷民苦力出身，能考中进士，在黄巢之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