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士家考》一篇中，有96%的进士家族都摆脱不了一个噩梦，那就是富不过三代的诅咒，一共 ，剩下的全都没有传过三代。
而选贡案的本质是，在以各种手段，让进士的儿子成为进士。
截止到万历二十二年，这可考证的 %出身白丁，祖上没有出过任何秀才、举人、进士；
而家里出过秀才，没出过举人和进士，占比为2%；
家里出过举人，没出过进士，占比为50.5%；
而进士的子孙成为进士的比例，不超过1%；
即便是这1%，全都是弘治年间之后，才出现的，比如要逼宫的杨廷和、杨慎父子，在孝宗弘治之前，几乎没有进士的子孙，成为进士的先例。
也就是说，大明的进士，是一场阶级上的向上流动，主要看个人天赋和勤奋，属于个人奋斗，而举人的孩子成为进士，占了一半还要多。
选贡案的本质，是无法通过垄断殿试，退而求其次，通过垄断地方举人遴选，控制进士的产出。
比如，在选贡案中查明，整个南衙普遍存在一种名叫‘官卷’的东西，这官卷不糊名、不交叉审验，而一科乡试，各地各有不同，但整体要留下一成的举人名额，给这个官卷子弟。
官卷子弟的构成，就是官选官、进士、举人后嗣、富商巨贾、势要豪右、乡贤缙绅等‘德行广闻乡里’之家。
比如，查案过程中发现，安庆府望江县，就出现了白身冷籍不得赴安庆府乡试的规定。
白身冷籍，就是三代之内，没考出过秀才、举人、进士者，不许参加科举。
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但实际执行，则是院试考秀才需要秀才作保，而秀才不为白身作保；当地县衙不为秀才赶考开具路引等等，绕了个弯儿，实现垄断科举的目的。
选贡案之后，再也没人敢这么干了，毕竟陛下是真的杀人，选贡案族诛了足足 、势要豪右的人家，满打满算才八千余户。
高启愚在文章的最后，则是直截了当的说：遮奢之门户，闻讯皆惊怖不止，多有非议，若百姓不闻其详，人云亦云，恐有伤圣君仁心至德。
有人想要窃据上升通道为己有，而陛下担了骂名，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被阻止的人，当然会心怀不满，可百姓跟着这些势要豪右一起胡说，那圣上做这些又是为了谁，为了什么？
“恐有伤圣君仁心至德。”朱翊钧笑着放下了手中的杂报，摇头说道：“这个高启愚，还以为他不肯为太子分担压力，是打算换个活法，不打算做独臣了，结果又写这样的文章。”
高启愚做了礼部尚书，成了少宗伯，西书房行走，已经有资格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了，他要是不走独臣，走骨鲠正臣路线，朱翊钧也不会拦着，但没想到，高启愚还是要走独臣的路线。
李佑恭斟酌了下，低声说道：“陛下，王文成公在世的时候，说高宗伯只能做独臣，这个独，是只能做陛下的臣子。”
陛下对王崇古的话，有点误会了，陛下理解的独臣，是王国光那样慎独，特立独行，不肯结党营私、不肯攀附权贵，为国鞠躬尽瘁，那是直，不是独。
独臣是六恶之臣，是唯事上，是皇帝错了，也不肯上谏纠正。
换成高启愚是大宗伯，他不会和沈鲤一样，阻拦皇帝用兵，而是想方设法的让理由更加充分。
这就是区别了，严格来说，高启愚应该算是浊流，而非清流，如此几近于谄媚，明晃晃的在杂报、邸报上，大肆说陛下杀得好、杀得妙、杀得少的臣子，自古以来，就很少见。
“原来是这个独…”朱翊钧眉头一皱，李佑恭一说，大明皇帝才意识到，凌云翼选高启愚在京师留守，不是没有原因的，凌云翼看重的就是高启愚这个独。
如果皇帝是个昏君，那高启愚九成九会变成蔡京、严嵩之流的大奸臣，因为这种独臣是真的好用。
幸好，朱翊钧自己觉得他顶天是个暴君，和昏君还是差了一点，高启愚还可能会有个好下场。
朱翊钧翻看了几乎所有的杂报，顺天府、应天府、松江府，三地的杂报，说的最多的就两件事，一件自然是对安南动兵，第二件事，则是黎牙实的《论中国》。
黎牙实的论中国，写的实在是有些过于谄媚了，一句超脱循环，直接把大明的位格确定在了超脱序列，而非普通文明序列，而黎牙实的观点，让士大夫们反驳都不知道如何反驳。
最后，大明士大夫们痛骂了黎牙实一顿，说黎牙实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养了二十年都没养熟，居然还要离开大明。
而黎牙实面对这种质疑，也进行了回应，他回泰西，是为了践行自己的道，这个过程必然会扩大大明影响力，他不是背叛。
大明的敌人，中国的敌人，从来都不是蛮夷，而是自己本身。
这种超脱循环的好处数不胜数，但是坏处也很明显，那就是在大动荡时期，就格外的脆弱，当年西晋迁徙胡人入中原，搞得天下凋敝，再到两宋党争、文武之争，给了胡人可乘之机。
中国的敌人，从来都是自己，更加明确的说，超长时间的秩序存续，会让人们忘记失序的可怕。
在秩序稳定了两百年后，这个秩序的主体，也就是朝廷，具体到官吏，如何保持活力，才是中国人要思考的头等问题，而不是骂他这个一把老骨头，对大明几乎已经没用的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