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衡论“仁心为本”是根基，而陆北顾提出的“施治得中”则是在根基之上，架起了通向“至境”的实践桥梁，更具操作性和思辨深度。
就连重新看了一遍的韩绛，看到这里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此论深合他心中对儒家治世理念的理解，却又更为精辟。
“如汉文除肉刑，易以笞役，非宥罪也，诚见断肢体、毁肌肤之刑，绝人自新之路，其害甚于所惩，此存生民之尊严，厚中见大忠也；贞观四年，死囚仅廿九，太宗纵之归，期至皆返，实君臣修德，庠序昌明，民知耻而自诫。”
而后的第五段，陆北顾则是以汉文帝废除肉刑为例，赋予“忠厚”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
——小民尊严！
他指出文帝此举，绝非宽宥罪犯，而是深刻认识到肉刑这种残酷刑罚本身，比惩罚的罪行危害更大，因为它彻底断绝了犯人改过自新的可能，更关键的是，它践踏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
而维护这份小民尊严，正是“忠厚”精神的体现。
紧接着，他以唐太宗纵囚的佳话为例，点明其成功的根源并非帝王的仁慈或囚犯的诚信，而在于当时“君臣修德，庠序昌明”所营造的社会道德氛围，使得民众普遍具有“耻感”。
陆北顾将“耻感”的建立，视为比刑罚威慑更为根本、更为有效的社会治理力量。
章衡文中也提到周室“民耻犯禁”，但陆北顾此论，将“耻感”作为可培育、可依赖的积极社会力量，并与“尊严”并列为“忠厚之至”的核心要素，其立意之新颖深刻，可以说再次超越了章衡。
“若法网繁而奸伪益滋，刑书密而廉耻愈薄，此非民性异于往古，实本源未固。故忠厚之至，必务其本，譬诸人身元气，充则外邪莫侵，微恙易瘳；亏则腠理不固，沉疴渐生。”
而这篇文章的第六段，则是再次回到对“本源”的强调。
陆北顾犀利地指出，如果法令越繁密，作奸犯科反而越多，社会廉耻心反而越淡薄，这绝不是百姓本性变坏了，而是治理的根本没有稳固。
他同样以医学为喻，认为“忠厚之至”的根本之道，就在于培固国家的“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