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笔下，这三者看似都是“辽人”，却早已分化成了三个立场迥异，甚至彼此对立的群体。其中一个例子，最是触目惊心。
辽东军将，平日豢养家丁，攻略一些塞外的胡虏、女真的小寨子，用牧民的头颅请赏。
毕竟兵部勘验头颅，能看出男女、能看出汉蒙，但却决计看不出善战与否。
但反过来，一旦胡虏、女真主力大举寇掠，只要对方势大，这些军将便立刻紧守城池，高挂免战牌，任由麾下军户的田地、村庄被肆意焚毁，家人被掳掠。
为何？
袁继咸在奏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一不值也！
朝廷的考成，只问城池陷落与否，却从不问地方生民之死活。
边将守城无过，又何必为了那些“份外之事”，去与强敌搏命呢？
用袁继咸的原话说：
“所谓辽民、辽兵、辽将，看似皆辽人，又如何皆是辽人！ ”
此文一出，立刻被秘书处与内阁委员会的众人，力推为此次九边发赏之行的第一公文。
袁继咸，也因此一跃进入了朱由检的视野。
选他出任，一方面上是才具确实不错。
能看得清辽民、辽兵、辽将的区分，自然也看得清陕西之中军户、镇兵、边将、藩王、宗室、地主等等诸多势力之间的区分。
朱由检看过陕西世情，发现情况居然比意想中的要好以后。
便有些怀疑，历史上的陕西之事，到底是天灾的成分更多，还是人祸的成分更多。
毕竞理论上，连续两年风调雨顺，地方上应该是攒下一些存粮的才对，何至于几年大早，就迅速崩盘呢？
生产与消费，在更大，更冷漠的角度来说，是冰冷而客观的。
农民的手中没有存量，并不意味着陕西的地主、藩王、豪强手中没有存量？
会不会这场所谓的小冰河灾荒，在最初最起步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上什生产力革新，而是通过存量调换就能够稍作抑平呢？
朱由检如今还没有答案，必须等待进一步的调研和方案研究才行。
另一方面，则是常规派系错配了。
袁继咸为主官，江西宜春人。
下面再配上陕西本地人，以及有陕西任官经验，但不为陕西籍贯的人。
这样诸多交织，才能尽保证决策的公允度和信息的透明度。
这一项倒是不值一提，只是微不足道的平衡之术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