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2月初的一个早晨，莫斯科。
普列恰斯坚卡街靠近沃斯克列先斯基小巷的一处老贵族宅邸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坐在餐室的长桌前。
他已经54岁了，依然起得很早。
此时窗外的天色刚亮，庭院里积了厚厚一层雪，壁炉里的柴火噼啪响着，把暖意传到屋子的每个角落。
托尔斯泰的早餐很简单：黑面包、黄油、蜂蜜、煮鸡蛋，还有一壶热茶。
他吃得快，心思也不在食物上，而是认真翻看手边那一迭报纸——
这些是刚从欧洲寄来的，通过最快的邮政，和当地的发行时间差不了几天。
他先翻了翻英国的《泰晤士报》，扫了几眼政治评论，眉头皱了皱，放到一边。
又拿起《旁观者周刊》，看了几段关于宗教和社会的争论，也没太入心。
他最近心思重，总在琢磨自己的事，《忏悔录》刚写完，心里那股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还没平息。
他觉得自己像个迷路的人，急需找到方向。
然后，他拿起了法国的《费加罗报》。
这份报纸他常看，尤其是文学副版，毕竟法国的文坛总是热闹，新思潮、新作家，层出不穷。
这两年出的那个“莱昂纳尔·索雷尔”就很有意思。
虽然他对法国文学的浮华常有批判，但他得承认，那里是欧洲思想的前沿，他需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他翻开副刊版，目光扫过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标题，忽然，他的视线停住了。
版面上有个陌生的名字——“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这个名字上顶着一篇短篇小说，标题是《小公务员之死》。
这肯定是个俄国名字，错不了。
可一个他听都没听过的俄国作者的小说，怎么会出现在《费加罗报》上？还是头版文学副刊的位置？
他再一看，译者署名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托尔斯泰的眉毛扬了起来，要知道屠格涅夫身体很差，去年甚至已经无法再回俄国来了。
他怎么会有闲心，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俄国作家当起翻译来了？还推荐到了《费加罗报》上？
托尔斯泰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放下手里的茶杯，往前凑了凑，开始读这篇《小公务员之死》。
故事不长，讲的是一个叫切尔维亚科夫的庶务官，在剧院看戏时，不小心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前排一位将军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