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作家的私交不错，但在文学立场等很多问题上显然是各有各的看法，简单来说的话，乔治·桑这一时期的创作更加偏向人道主义立场，而巴尔扎克在创作当中则具有决定论的倾向，就像乔治·桑反驳巴尔扎克时所说的那样：
“您说葛朗台是时代必然？不！是您剥夺了他选择善的可能——这比金钱更异化人性。”
类似这样的辩论，很多时候並非一定要决出胜者，而是在这样的辩论当中，对双方以及旁听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就当屠格涅夫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越辩论越上头的巴尔扎克老师刚准备冷静一下，结果突然就在人群当中瞧见了屠格涅夫那张脸，於是刚才的对话便一下子浮现在脑海当中，稍稍思考了一下之后，巴尔扎克很快就把话题引向了米哈伊尔拿出来的新作品上：
“我刚刚就听这位年轻人提起过，那位俄国作家似乎又写了新的法语作品並且想让巴黎人看看，並且还跟我们现在討论的东西有关係，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然后围绕他的小说继续討论如何？”
之所以有这样的提议，倒也不是巴尔扎克老师心血来潮想要提携提携年轻人，纯粹就是他现在的火气很大，並且乔治·桑的火气估计也不会比他小，这种情绪下听別人的小说，那不得狠狠地批评一番？
对於他这样的提议，別人意外的同时倒是也有些好奇，至於屠格涅夫，虽然他確实感觉场上的气氛不太对，但稍稍想了一下米哈伊尔的这篇稿子，一下子又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的屠格涅夫当即便答应了这件事。
於是很快，在那两位神色凝重的大作家以及场上其他人的注视下，屠格涅夫很快便念了起来。
米哈伊尔这次交给屠格涅夫的依旧是短篇小说，而为了符合如今这个时代，米哈伊尔当然是在一些地方上进行了处理，至於小说的內容.
“一个穷老头鬍鬚洁白，向我们討钱。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弗朗什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幣，我很吃惊，他对我说，这个穷老头使我回想起一个故事，这故事我一直不能忘怀，我这就说给你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家庭原籍哈佛尔，並不是有钱人家，总算能够应付开支，如此而已。父亲工作要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不了多少钱。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我们家生活的拮据感到异常痛苦，她常常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隱隱约约、含义刻毒的责备发泄在她丈夫身上。这个可怜的人这时做出的手势叫我难受极了，他张开手抹一抹脑门儿，仿佛要拭去根本没有的汗珠，並且一言不答，我体会到他因自己没有能耐而感到的痛苦。
我要是丟了纽扣，撕破了裤子，那就要对我大吵大嚷。”
由於这篇小说似乎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因此一上来的內容几乎可以说是朴实无华，但就是这样的內容，似乎一下子就能戳到很多人的痛处。
而就是这样穷困的一家，他们的生活似乎依旧存在著希望：
“可是每个星期天我们都要全家盛装到海堤上去游逛。我的父亲穿著大礼服，戴著大礼帽和手套，让我母亲挽著手臂，而母亲穿红带绿打扮得就像节日的船只.
每个星期日当看到从遥远的闻所未闻的国家返回的大海轮驶进港口，那时我的父亲便要一字不差地重复他那句话：“唉！要是于勒就在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
这位叔叔从前非常荒唐，可等他发了財后便写信回来：
“我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免得你担心我的身体我一朝发了財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后会之期不会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