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先生，各位，」在王盛示意下，李婷婷将一份精心准备的中文市场数据分析报告摘要（附英文关键数据）分发给新线团队，「中国电影市场在过去三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50%。银幕数量，特别是现代化多厅影院的建设正在加速。
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最快在五到八年内，中国年度票房冠军的体量，完全有可能突破1亿美元。
这将使中国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单一电影市场。」
这份数据，是王盛带来的「重磅炸弹」。
它直观地向新线团队展示了中国市场的恐怖成长潜力。
1亿美元，在2001年，对于任何一家好莱坞公司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
这意味着，未来在中国，一部电影的收入可能堪比在北美本土的表现。
新线团队的人员翻阅着数据，低声交换着意见，表情变得愈发严肃和感兴趣。
王盛趁热打铁：「我理解新线对渠道的重视。
我可以承诺，对于我认为适合中国市场、且有潜力取得佳绩的新线影片，我将动用我的影响力和资源，确保它们获得超高的排片支持，甚至是『定制化』的档期安排。但是——」
他话锋一转，语气坚定：「这个『我认为』至关重要。
最终决定哪些影片能获得这种超级待遇的权力，必须在我手中。
我必须基于对中国观众口味和市场环境的判断来做决策，而不是单纯执行新线的片单。
这是合作的基础，也是确保我们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关键。」
王盛的底线很明确，他必须是那个「看门人」和「筛选者」，而非简单的渠道提供方。
他要用自己的市场判断力，来交换对新线北美及全球发行渠道的利用权。
这对于旨在向中国进行文化倾销、希望将更多好莱坞电影塞进中国影院的新线来说，虽然与最初「无条件优先」的设想有出入，但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
毕竟，一个了解本地市场的合作伙伴，其筛选本身就能降低他们的发行风险。
布朗团队对此心知肚明，他们之所以要「磨一磨」，无非是想在后续的具体条款，比如分帐比例、保底金额等方面，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于是，在「排片决策权」这个核心问题上，双方陷入了胶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