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的议论是其一，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的告诫也是其一，此时此刻所面临的这场政治投机，当然也不例外，仍是反应之一！
就像嘉靖皇帝大礼议一样，总会有文臣武将自然而然地靠拢皇帝的所思所想，灵活转变自己的立场，从中渔利。
平江伯陈王谟显然便是这样的投机分子！
漕运官兵牵扯进徐州一案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归因也很重要。
原本应该是他平江伯治军无方，管教不力，落个丢官罢职，回家闲住的下场。
但平江伯陈王谟不是个甘于做富家翁的人物。
历史上他便在提督漕运的任上，因为漕粮被官兵盗卖，谎报漂损，被贾三近弹劾得丢官罢职，但这厮立刻就通过小姨子李太后的关系，讨了个湖广总督的职司，仍旧身居高位。
正因陈王谟是个贪权恋位之人，所以为了避免皇帝将漕运官兵横生的乱象，归因到自己身上，竟胆大包天，揣度皇帝的倾向，将这口锅扔到了孝宗皇帝身上！
漕兵营商流毒近百年，牵扯进徐州一案，岂不是顺理成章？
咱们这些后人都是被前人给害了，无辜啊！
虽然手段有些可耻，但还真说进朱翊钧心坎里了。
陈王谟的归因，一点也不牵强。
正如其人所言，这个口子是谁开的，谁就该担骂名一总不能请庸俗辩证法出场，不抓主要矛盾地、抽象、静止、折中地从坏事里找出好的方面，甚至将其看作孝宗体恤漕兵的仁政德政吧？
当然。
心里是这样想的，朱翊钧却不能就这样说出来。
他看向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征询道：「梁卿，平江伯所言，果有此事？」
被皇帝点到的梁承学，脸上爬满了乌云与晦气。
事当然是有这么个事，但是陈王谟这厮也是刻意挑挑拣拣，简直就是搬弄是非！
因为「土宜」这个说法并不是孝宗首创，而是在成化元年，漕运衙门就奏请过，免除「各处运粮旗军，附带土宜物货」的税收，虽然没能推行就是了。
弘治年间，朝臣以此为成例，奏请孝宗，在优容漕兵的前提下，明确土宜夹带的份额。
孝宗皇帝不过是被朝臣拿着这些故事诓骗了，误以为又是一例「祖宗成法」，才下令诏免运兵土宜二十石。
其实严格说起来，孝宗也是受害者，就这样被议成罪魁祸首，着实不太厚道。
但偏偏这话也不好拿出来解释，怎么说？
孝宗不是坏，只是蠢而已？
总不能说漕标放开私贸就是好，官兵营商做得就是对吧？
面对皇帝的提问，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万般无奈，只能支支吾吾：「回陛下的话，虽然确有其事，不过————
「不过，以当时之境况，此事亦是良策，额————」
「军饷靡费，不得不稍作妥协，那个————一阴一阳之谓道，不可偏执一端，需有————这个，这个持平之论，况且还能————还能提高兵卒待遇，从而激励士气，只是世殊时异————」
不能任由这些奸佞这样贬损孝宗。
孝宗是什么，事优容宽带士大夫的仁德典范，这要是被打成负面形象，以后谁是标杆，太祖么？
若是如此，将好不容易在朱家皇帝面前挣来的儒生尊严置于何地？将共与皇帝治天下的士大夫们置于何地？
奈何这事确实孝宗理亏，梁承学这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竟找补得口齿不清。
一旁同僚见其口舌打结，说不囫囵，也跟着团团转，恨不得立刻夺舍了这厮，用最清晰的言语把陈、侯二人不敬祖宗的言语顶回去。
侯世卿闻言，当即反唇相讥：「梁郎中，戚继光改制的京营珠玉在前，漕运官兵军饷再是靡费，走私也不是彼时唯一的法子吧。
「甚至从节省国库支出而言，也未必算得好出路吧？」
侯世卿心中冷笑，如果仅仅顺着「因为朝廷穷，负担不起漕兵的军饷，所以不得不让漕兵走私」这种说法推演，本质上不就陷入了「历史宿命论」和「事后合理化」的窠臼么？
但这显然不是唯一的出路。
甚至不说百年之后的影响，只说当时为国库节流的初衷，他侯世卿都觉得亏负责给漕兵发饷的常盈仓户部主事，当然有资格算这个帐。
现如今漕运官兵营商的状况，已然可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夹带私货、非法改装、超载的小把戏，可谓不值一哂，哪怕盗卖漕粮，以次充好，将好米卖掉，再买糟糠批湿米上纳，也都只是挣点辛苦钱。
真正猖獗的漕帮，已经彻底产业化、规模化。
漕运系统免税的特权，自然而然就开始对本该用来发放饷银的朝廷赋税，进行着疯狂的绞杀，装进自己的腰包。
彼辈勾结地方走私的棍徒游侠，收买河防、关卡，出动漕运免税船只，挂着大小黄旗的牌照，对违禁货物保驾护航—连人口生意都做！
一桩桩特大走私案就在侯世卿的眼皮子底下发生，却束手无策。
此外，真刀真枪在手，做生意的底气也不可同日而语。
漕运官兵们精挑细选赌场、青楼、药铺这些无本万利的买卖来做，别说竞争对手含泪交保护费的奇事了。
就连州府衙门以往趾高气扬的税官，见了彼辈都得绕道走。
也有头铁的税官捕快，大着胆子上门查帐收税，结果人畜无害的掌柜前脚点头哈腰，后脚就直接叫来一船全副武装的漕兵，将捕快税官们缴械、殴打甚至扣押。
生意讹诈、武装赖帐遍地都是，有时甚至会直接对抗兵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