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郎中许孚远最先反应过来，顾不得什么礼数，连忙出言呵斥：「平江伯慎言！」
「既然漕运官兵乱象横生，平江伯便好好省自己的罪，安敢非议先朝！」
他这话一出，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梁承学、中书舍人孙继皋、翰林院编修先行官王庭撰等人，也纷纷反应过来，愕然看向陈王谟与侯世卿，后背惊出一身冷汗。
陈王谟和侯世卿私下奏报，莫非就为了说这种话，是想干什么！
什么叫弘治十五年以来？
你平江伯管束不力，治军不严，以至漕衙牵涉徐州一案，销赃运货，难道还要把问题甩到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孝宗皇帝身上么！？
如此搬弄是非，简直狗胆包天，岂有此理！
对于这些京官们的反应，陈王谟早便做足了心理准备。
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
他此刻既然话已出口，便没有回旋的余地，立刻看向梁承学，梗着脖颈反问道：「梁公贵为兵部车驾清吏司郎中，应当熟知我漕标故事。」
「洪武年间，太祖定制，漕衙运军悉许附载私物，以资私用。」
「洪熙元年，宣宗又诏曰，今后除运正粮外，附载自己物件，官司毋得阻挡。」
被点明的兵部郎中梁承学面色不太好看，咬牙一言不发。
他几乎立刻就意识到陈王谟这番细数漕衙官兵私运的沿革，意在何处。
太祖和宣宗的诏令明显只是许人方便的规定，其中无不提及私物、自己物件等字眼，只为漕兵可以携带自己私人物品，沿途不许找茬收税而已。
这才是情理之中的仁政。
但，也正是到了弘治十五年，情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这恐怕才是陈王谟想说的！
果不其然。
「弘治十五年，孝宗诏曰，运军附带土宜不得过十石，后又宽至二十石，遂开漕运官兵私贸之例。」
陈王谟声音越来越大，显得底气十足。
简而言之，孝宗也不知是因为智虑纯粹，还是从善如流，突然对祖制进行了司法解释。
将「私物」的解释，扩展到了土宜，也即土特产上，规模也脱离了私人物品的合理范畴，明文规定每人许带十石，后来放宽到二十石一全部免税！
一人二十石，一船就能容上千石的土宜，十万漕运官兵一趟就有二百万石的免税额度，不代购点什么岂不可惜？
于是。
漕兵们喜出望外，一边谢主隆恩，一边紧锣密鼓地四处搜罗特产，别处高价售卖，明目张胆做起了内贸，以至于「粮船所载私货多于官物，沿途发卖，率以为常」。
军队私贸挣钱的口子一开，自然一发不可收拾。
渐渐超载也成了常事，「每船正粮不过五六百石，乃装载私货，不啻数倍」。
再后来，漕兵们意识到单打独斗效率还是太低了，得跟沿途的商行合作，军民合作鱼水欢啊。
双方勾搭成奸，有钱一起挣，甚至自行改造了官运的粮船「身长厢阔，多添梁木」，再于船身写上合作伙伴的字号。
沿途的关卡若是想盘查拦截。
那不好意思，我漕运兵十二万七千八百余名，个个都指着这口饭吃，你地方官府有几个营？
哪怕有不开眼的官吏弹劾此事，仁德的孝宗也会感念漕兵运粮不易，法不责众，从不降罪。
漕兵有钱有人，时间一长，生意当然越做越盛，不再满足于给豪商们跑腿。
一个卫所的漕兵，为了应对复杂的派兑任务，就要分成好几个「帮」，一帮大致四百到五百名运军，分别去不同县城运粮。
后来这些「帮」经过内贸的催化，干脆借「分帮派兑」的本职，以划分地盘，坐地营商，置买产业，雇佣工人，隐约勾勒出一个名曰「漕帮」的庞然大物。
时至今日已经彻底失去控制，替徐州的贪官污吏们销赃运货，比吃饭喝水还顺理成章。
百年流毒，哪里是一个漕运总兵能革除的积弊呢？
陈王谟愈发动情，再度朝皇帝拜倒，一字一顿道：「大元帅，此末将之所谓，自弘治十五年以来，漕运官兵纷纷营商，乱象横生，日渐败坏！」
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有些咬牙切齿。
一旁的侯世卿也随之拜倒，附和道：「陛下常道，凡事必有初，臣等深以为然。」
凡事必有初，漕兵营商当然也不例外。
正在执笔记录起居注的孙继皋，默默感慨中书舍人难当。
他停下笔，向许孚远、梁承学等人投去无助的目光，朝起居注努了努嘴。
许、梁等人面带酱紫色，勉强留出余力摇头摆手，只差用唇语提醒—一这句话先不要记。
而听罢外人疯狂用言语敲击着孝宗皇帝棺材板的不肖后人朱翊钧，对比之下却显得格外从容。
他老神在在地将手放在膝盖上，富有节律地叩动指节，眼中兴致愈发浓厚。
真是一出疯狂的政治投机！
从南巡开始，他一路上有意或者无意地推崇一度被冠以暴虐的太祖，相应地，则贬损以仁德著称的孝宗皇帝。
作为大明朝唯一的太阳，这般举动当然会引发外界不同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