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以降，自国家建制以来，反时代潮流而动的权力异化，及其表现的腐败现象，便开始潜生暗殖，蚀政害俗，靡所不至。
盖因建立在以暴力强制为基础的公权力，从其产生就暗含着可能脱离公共属性，表现出逐渐变质腐败的趋势。
出于维系社稷之需，抑或者出于当国者朴素的情感、理想，历朝历代或多或少皆曾施以裁抑纠劾。但是整个政体的腐败，往往又因各自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存在，而不能彻底地根除。大明朝自开国以来，太祖高皇帝就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甚至不惜动用剥皮擅草这等酷刑，亦是收效甚微。
二百年过去，也不曾找到更好的出路。
时至如今，由万历皇帝站台，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首倡，都御史海瑞查办两淮盐政案为肇端，万历新政再度举起了反腐的旗帜一一面对大明朝世变之秋，也就是社会转型时期的贪官污吏，朝廷必然会毫不手软，予以遏制。
那不禁有人要问。
如今的反贪，又与此前历朝历代，有何不同？
换句话说，万历二年由八大宗师论道，所莫定的新儒学根基，在于公平与进步二词，既然是以新学思想指导的新政下的反腐，公平在哪里？进步在哪里？
为此，万历皇帝曾在文华殿上做出过论述。
他说，新政下的反腐，非在严刑峻法之差别，而在立意根本之区分。
在出发点上，不再是为了调节朝廷官吏们内部的利益矛盾，而是为天下财富分配的转型保驾护航一一反贪，是解决分配的问题的一部分。
在切入点上，摈弃集中办大案的一劳永逸、为国敛财等“一时权宜之计”，要求顺应世变之秋，常态化、制度化一一反贪，是要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
所以，徐州河漕贪腐一案中，逞万历皇帝一时快并不是终点，深挖徐州腐败的因果，完善河漕制度，改善百姓生活，才是这次徐州反腐工作的落脚点。
前者有手就行，撒完气还浑身通泰；后者才是查漏补缺的正事、大事，行在都察院的御史们已经在云龙山上不眠不休数日了，仍旧没有看到头。
“这是徐州都水分司、州衙关于衙门日常运转的陈述，这是兵备道、户部分司等衙署的存档卷宗，还有一些对士绅乡贤、河工小商的讯问笔录……”
清晨，云龙山兴化寺的某间禅房内，一摞又一摞的卷宗，堆满了案头。
众人的声音都很疲惫，显然又是彻夜未眠。
副都御使陈吾德单手扶着眼镜，另一只手不时舔着手指翻页。
“乱，太乱了！”
随着认真阅看文字，陈吾德的眼睛跟卷宗越贴越近，眉头也越皱越紧。
坐在下手的金都御史雒遵颔首附和道：“确实乱，起先还以为工部都水司也牵涉其中，没想到竞然毫不知情。”
都水清吏司，内设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七人。
看着像模像样。
但都水清吏司外设官吏更多，通惠河、北河、中河、南河管河分司，管泉、管闸、管洪分司，及提举司、抽分厂，常设的、提级的、高配的，那可是一堆郎中，完全就是强枝弱干。
换言之，同为工部郎中，外驻的郎中凭什么给本司的郎中做狗？还讲不讲官场规矩了？
再加上都水司作为工部下辖的“四司”之一，职掌川渎、陂池、泉泊、洪浅、道路、桥梁、舟车、织造、器用、度量等事，业务多着呢。
工部都水司一个郎中忙都忙不过来，压根没功夫向分司揽权。
所以，别看工作流程怎么规定的，可落到实际上，但凡强势一点的外驻工部郎中，都直接向工部侍郎做总结汇报。
陈吾德揉着眉心，反问道：“既然如此，那工部的堂官有没有问题？”
今时不比往日。
当初南直隶盐政案时，皇帝就发过话，万历元年以前的事改过自新，以后的事绝不姑息，甚至为了不被裹挟，不惜下了罪己诏。
那都察院可就不管什么万恭，什么潘季驯了甚至皇帝将人带在身边，不就是帮万、潘两人避嫌么？金都御史雒遵摇了摇头：“查过了，没什么问题。”
这时，吏部郎中许孚远突然插话，解释道：“早年潘季驯弹劾林绍等人不职，却拿不出罪证，反被林绍反咬了一囗。”
“朱衡看不起潘季驯的能力，既怕他贻误治河，又怕他中了算计，便知会了吏部，让后者不要过问河道督查相关事宜，专心治河。”
“当时吕阁老还未致仕，是他点的头，让万恭负责督查河工。”
这话一出，禅房里的众人神色古怪，纷纷看向雒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