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7章 加拿大人民的老朋友：亚瑟·黑斯廷斯爵士
在1837年的英国，激进自由派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但依然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诉求划分成几个主要阵营。
首先，是以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袖丹尼尔·奥康内尔为核心的爱尔兰激进派，在《天主教解放法案》通过后，这些曾经因为宗教信仰而无法进入下院的爱尔兰人不止成功把持了下院的十来个席位，而且还与辉格党达成了政治同盟。他们以支持辉格党为筹码，换取了辉格政府在爱尔兰政策上的宽容与让步。
除了爱尔兰激进派以外，另一派旗帜鲜明的激进派则是以伦敦大学为纽带的伦敦大学系人马。
这些人以上院议员布鲁厄姆勋爵、达拉莫伯爵和下院议员乔治·格罗特、亨利·沃伯顿等伦敦大学董事会成员为核心，虽然他们占据的议席数量不如爱尔兰激进派，但是由于伦敦大学的存在，他们在英国的声浪要远胜于其他激进派别。
很多支持这一派系的人物，虽然并非两院议员，但却在哲学界及自然哲学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其中的代表便包括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李嘉图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约翰·麦卡洛克，伦敦大学地理学教授、皇家地理学会秘书长亚历山大·麦肯诺奇，以及埃尔德和亚瑟的授业恩师、伦敦大学希腊语教授、
伦敦中央教育协会秘书长乔治·朗和拉丁语教授、皇家学会院士、伦敦语文协会主席托马斯·基伊等等。
虽然这些学者并不是议员，影响力也局限于学术范围，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就不能对政府施加影响。
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不止一次收到过来自政府的任职邀请，像是伦敦大学前任法理学教授约翰·奥斯丁就在辞任教席后进入了皇家刑事法律委员会任职，亚瑟平时就经常和他打交道。
而排除爱尔兰激进派与伦敦大学系人马之后，剩下的激进派大多常以单打独斗的形象示人，虽然他们偶尔会因为某项议案短暂联合，但是在大多数议案上，他们通常会为自身的独立性而自豪。
这类人物，通常来自唯物主义倾向严重的医学界。譬如从1812年第一次当选开始，便一直在下院与政府持续作对的约瑟夫·休谟。又或者，《柳叶刀》的创刊人托马斯·维克利先生。
但是，亚瑟今天多半没有兴趣和胆量前去拜访维克利。
因为维克利在那场下院质询上，可不止是就加拿大问题拷打了内务大臣罗素勋爵，他顺带着还把关于新《警察法案意见稿》的报导拍在了桌上。
虽然按照规矩，亚瑟无须出席下院质询。因为他既不是议员，也不是内阁成员，法案的责任归属于内务大臣，警务专员委员会只不过是内务部的咨询机构，因此不对下院直接负责。
所以从制度上来说，就算亚瑟理应为《警察法案意见稿》负全责，他也可以稳坐办公室，一边喝着红茶，一边享受着泰晤士河畔的微风。
但是！
制度归制度，规矩归规矩，如果是从政治角度考虑，他最好不要拒绝下院的「需要」。
因为英国政治的潜规则向来都是—一凡是不敢来下院的，都默认是心虚。
更何况，维克利那天居然还把话说的那幺难听。
「如果这份法案不是在伦敦，而是在维也纳、柏林或者彼得堡提出的，那幺我不会惊讶。但是在英国？在下院？在1837年？各位阁下，依我看，这是要把我们变成警察国家。当然，如果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愿意主动出席听证会，并解开我的疑惑，那幺我想，这对政府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就是因为有了维克利的这段话，亚瑟想不来下院都不行了。
内务大臣罗素勋爵盼着他来帮忙挡一挡子弹，内务部的法律顾问希望能给这位警务专家加加担子，舰队街则顺势大加渲染，发誓要用透明政府的借口逼他在威斯敏斯特「上吊」。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亚瑟那天才会在达拉莫伯爵面前如此夸张的借质询表现讥讽「毫无担当」的罗素勋爵。
毕竟183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伦敦塔下把这辈子的子弹都吃完了，凭什幺这回还是得替内务部出来挡枪子儿？
哪怕退一万步说，这回的事情确实是我搞出来的，但这不还是为了女王陛下尽忠，为了遮掩她和墨尔本子爵的那点花边新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