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站在警务部门的立场上，亚瑟当然希望类似的报导越少越好。
但是当亚瑟回过头审视舰队街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却猛地发觉，如果继续对这样的情况坐视不理，那幺将会危害国家和他个人的长远利益。
以布鲁厄姆勋爵和达拉莫伯爵等人为代表的激进自由派人数其实并不算少，但他们的政治力量太小，发声渠道更是屈指可数。
哪怕是亚瑟管理下的帝国出版，在刊登他们的文章时，都必须三思而后行。
其一，是因为要考虑到他们的股东之一，保守党议员班杰明·迪斯雷利先生的政治前途。
其二，是因为帝国出版无论是单独面对辉格党，还是单独面对保守党，都拥有一定的转圜余地。但如果要让他们同时站在两党的对立面上，那他们的董事会主席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就算再长袖善舞，也没办法撇清身上的责任。
自从墨尔本子爵取代格雷伯爵上台执政后，辉格党便在他的带领下逐步转向保守。
而托利党在罗伯特·皮尔爵士出任党魁，发布《塔姆沃斯宣言》转型为保守党后，也在迅速与极端托利分子切割。为此，他们抛弃了坎伯兰公爵和橙党分子，并在大多数被辉格党夸大其词的鸡毛蒜皮议题上频频释放妥协信号。
如果从维系国家稳定的角度考虑，两党合流倒也不见得是坏事。
但是如果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考量，这简直糟的不能再糟。
因为，倘若现状持续下去，那幺不出几届大选，亚瑟将亲眼见证皮尔和墨尔本的追随者们共坐一席，狂热地拥护着辉格—保守两党联合内阁，而反对党的席位上则将盘踞着包含伦敦大学系人马在内的激进自由派，外加几十个恍若中世纪古董的极端托利分子。
且不论，亚瑟该如何量化失去伦敦大学这个最稳固靠山的后果。
单是辉格党与保守党走向联合就是他无法接受的。
因为，如果两党没有分歧，那他又该如何发挥他的桥梁作用呢？
一旦亚瑟失去了他在两党间的独特地位，那他也就失去了被收买的价值。
而这就意味着，他再也没办法和两党漫天要价坐地还钱了。
毕竟，单靠来自维多利亚的王室力量，还不足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或者，哪怕仅从亚瑟手头的一亩三分地考虑，两党合流也是灾难性的。
苏格兰场再也不能凭藉「严守政治中立」来推脱任何难题。
因为当执政党和反对党不再是敌人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一切手握权力却不完全受制于他们的组织。
而苏格兰场正好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
亚瑟不用想都知道会有什幺后果。
一想到这儿，亚瑟就忍不住背后冒汗，这位正在被舰队街猛烈抨击的「破坏古老英格兰自治传统的专制主义者」、「不列颠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普鲁士式大臣」，甚至忍不住想要立马冲到各大报社的编辑部，告诉各位主编：「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放荡不羁爱自由。」
哪怕这次新《警察法案》在议会过不了三读，他都必须阻止辉格党保守化，更不能容许达拉莫伯爵等人与辉格党割袍断义，毕竟亚瑟深谙绕到背后捅刀子的内涵与使用方法。
而为达拉莫伯爵重返加拿大铺路，也已不仅仅是为了保证自己能有个稳固靠山这幺简单了。
如果达拉莫重返加拿大，这还将会在保守党与辉格党之间制造裂痕，因为亚瑟知道，加拿大问题一如爱尔兰问题，这可不是什幺鸡毛蒜皮的小争议，保守党在这一点上是决计不可能让步的。
亚瑟深吸一口气，郑重其事的开口道：「埃尔德，你当初在大学时，说过的那些话还算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