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肯定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也就是，将归附的部落拆散为小型族群，迁徙至长城内侧的指定区域，与中原民众混居；
同时推行「汉化教化」，要求部落成员学习农耕技术、穿汉服、说汉话，禁止游牧习俗，年轻男子编入宋军，参与边境戍守，年老体弱者则从事农耕劳作。
久而久之，这些曾经的游牧族群逐渐融入中原文明，原本的部落标识与游牧传统慢慢消失。
当然，有些草原游牧民族也可以选择远遁西域。
但长途迁徙中，他们肯定损失惨重，畜群与人口锐减，抵达西域后，又会因势力衰弱，无法与当地部落抗衡，只能在西域边缘的荒漠与绿洲间辗转，沦为依附于其他政权的小族群，曾经驰骋北方草原的强悍战力，最终在远离故土的异域逐渐边缘化，再也无力对中原形成任何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张纯还给了赵误一个「堵不如疏」的建议。
那就是，借着这个草原上青黄不接的时机，效仿历史上的清廷治理蒙古的绝招，大力推动黄教。
具体就是：
在大宋朝廷的支持下，在蒙古高原南部的绿洲与河谷要地，数百座规模宏大的黄教寺庙拔地而起（初时只是用帐篷圈地），大量的西域高僧被大宋朝廷请来担任主持。
与此同时，大宋朝廷还明文规定：凡入寺为僧的人，不问种族，皆可获大宋朝廷发放的「度牒粮」，每月按时领取粮食、蔬菜，且僧众可豁免一切徭役赋税，不受部落纷争牵连。
消息传开，那些在寒冬中走投无路的蒙古残余部落，瞬间看到了绝境中的曙光一他们不必再为争夺草料而自相残杀，不必再面对宋军的坚壁清野而坐以待毙，更不必远走极寒之地或西域荒漠苟延残喘。
对于不愿投降大宋、却又渴望活下去的蒙古人来说，黄教寺庙成了他们最稳妥的归宿。
而这恰恰中了张纯之计：出家的草原游牧壮丁脱离了部落武装，等于釜底抽薪般瓦解了游牧族群的战力；部落成员分散依附各寺庙，原本抱团的族群自然分崩离析，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更重要的是，黄教「不杀生、戒争斗」的教义，会慢慢磨平这些草原上的人骨子里的剽悍，让他们从「马背征服者」变成「寺庙依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