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赵俣考虑到，自己收复青唐、收复西夏、收复燕云十六州、收复高丽，灭辽、很快就会灭金收复东北，不仅让大宋完成了大一统，还对外大大扩张了领土，同时，开启工业革命、开启大航海时代、发现新大陆，改良粮食解决大宋民众的温饱问题，彻底实现了大宋中兴，功盖古今中外，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小小的赵寿能撼动得了的。
最关键的是，皇权的本质从来都是「强主则弱储」。
李渊、李隆基、赵佶的被动放权，根源并非其儿子的野心膨胀，而是自身已坠入权力的下坡路——他们或因政变失势，或因战乱丧权，或因昏庸而导致亡国的局面。
只要帝王身处权力巅峰时，即便储君年齿渐长、羽翼初丰，也绝无越界的胆量与能力，这一点在历史中早已被反复印证。
康熙便是最典型的例证。
他在位六十一年，晚年虽有「九子夺嫡」的乱象，但诸皇子争夺的始终是「未来继承权」，而非「当下夺权」。
即便当时雍正已过不惑之年，在康熙面前仍需恪守储君本分，每日晨昏定省、奏对谨言，连培植亲信都需藏于暗处。
这只因康熙晚年虽倦于政务，却始终牢牢掌控着军权、人事权与朝政决策权，既能随意任免大臣，也能随时调整诸皇子的爵位与职权。雍正深知，只要他父皇一日未倒下，自己便一日无抗衡之力，所谓的夺嫡不过是在康熙划定的框架内博弈，绝不敢有半分逼宫之念。
另一个鲜明案例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登基后立朱标为太子，悉心培养二十五年，即便朱标已成长为能监国理政、拥有一定政治声望的储君，在朱元璋面前仍需绝对顺从。
朱元璋在位期间，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清洗开国功臣，朝堂之上无人敢挑战其权威，朱标即便对他父皇的严苛政策有不同意见，也只能以委婉劝谏的方式表达，从不敢试图干预皇权决策。
直至朱元璋病逝，朱允炆继位，皇权的交接才得以按朱元璋的遗愿进行。
这正是因为朱元璋终其一生都处于权力巅峰，既无内忧动摇根基，也无外患削弱权威，储君的存在始终是辅助而非威胁，自然不存在夺权的可能。
再看李渊，他被李世民逼迫退位时，早已因「玄武门之变」失去了对核心军力的掌控，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被杀，朝堂重臣或倒向李世民，或保持沉默，李渊的皇权已名存实亡；
李隆基在马嵬坡后被软禁，是因为安史之乱让他失去了民心与军心，逃亡途中的狼狈与决策失误，让将士们更愿追随能稳定大局的李亨，他的权力早已随大唐的国运一同崩塌；
赵佶禅位给赵桓时，金国的铁骑已逼近汴梁，他既无力抵御外敌，也无法安抚朝臣，只能以「禅位」逃避责任，那时的放权不过是权力崩塌后的无奈之举。
反观那些权力稳固的帝王，即便储君已至中年，也绝无轻举妄动的可能。
这便是皇权的铁律：储君的不敢动，从非源于孝道，而是源于帝王巅峰期无可撼动的权力威慑。
当帝王能牢牢握住军权、掌控朝局、震慑百官时，即便储君再有野心，也只能收敛锋芒，乖乖等待权力的自然交接——毕竟，没有任何一位储君，敢在手握绝对权力的父皇面前，拿自己的性命与未来冒险。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考虑与自信，赵俣才大力为赵寿铺路，甚至放任他发展。
……
出去历练了几年，赵寿才彻底知道，他父皇到底有多厉害。
赵寿甚至很没出息的想，穷自己一生，也达不到他父皇的十之一二，哪怕他将来真的继承了他父皇的皇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