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正因为是闲子，他也没有对他们的未来抱有什么希望。
他们的人生肯定是改变了，但是变好还是变坏，可就不好说了。
虽然这个时代的欧洲已经算是世界的中心了，可各种诱惑也层出不穷，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不迷失么？
谈到这个，约瑟夫却是脸色有些古怪道：「杨，你应该知道，你们的朝廷早就派过人去，但看起来效果好像不大」
1871年，也就是同治十年，李鸿章和曾国藩曾联名向同治皇帝上书，提议让朝廷出钱送一些孩子去米国留学。
而实际上，早在清初就陆续有人前往欧洲留学了，不过那只是私人，而且多是受到传教士们的影响，相当于是去「朝圣」还愿。
所以理所当然的，他们回国的人中不少也开始传教，而且比起西洋传教土，他们的身份更为他们传播和影响民众提供了便利，这也算是洋教在国内飞速发展的一个契机。
而此时正值洋务运动时期，在容阅等人的大力推动下，官派留学生应运而生。
可惜，这些人就算学有所成，且有心回来报效，也不会有多少任他们施展的舞台。
何况滔滔大势又岂是个别人能够改变得了的？
当然，李勇已经「预见」到了洋务运动失败的结果。
根本原因是因为出发点就不对，洋务运动的本质还是要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目的则是维持和稳固清政府的统治。
可已经惹得天怒人怨、腐朽不堪的清政府还有什么好维护的？
这种事情更不是一两个有识之士就能够改变得了的，只有来一场翻天覆地、彻彻底底的葛明。
就像谭嗣同说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留学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