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以曲阜为中心，裹挟着墨香与血腥，向着整个大明帝国扩散开去！
……
江南。
起初，当曲阜血案的消息传来时，整个江南士林，乃至整个南方的官绅阶层，都陷入了巨大的惊恐、愤怒与兔死狐悲的同仇敌忾之中。
“疯了！皇帝彻底疯了！他竟敢屠戮圣裔！”
“这是暴秦再世！新皇要焚书坑儒了！我等斯文将扫地！”
“孔家尚且如此，何况我等！若不奋起抗争，下一个被凌迟的，便是你我！”
一时间，各种声讨的檄文、串联的密信在江南各地如雪片般流传，一场巨大的风暴似乎即将在富庶的江南酝酿成型。
然而，他们的一切准备，都在随后几天抵达江南的《大明日报》那排山倒海般的攻势面前，变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有些可笑。
当图文并茂的《曲阜血泪录》里那些血淋淋的故事传到江南时，民间最朴素的同情心被瞬间点燃，只不过同情的对象从他们想象中的“圣裔”，变成了报纸上那些家破人亡的佃户。
当《大儒锐评》中，连温体仁这等当朝阁老都引经据典痛斥孔胤植为“国贼”、“儒门之贼”，将皇帝的行为论证为“拨乱反正、护儒救道”时，那些准备跟着摇旗呐喊的普通士子犹豫了，迷茫了。
而当那份神秘的，引人遐想的《孔府管事忏悔录》开始连载，将衍圣公府内骄奢淫逸、肮脏龌龊的细节活色生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整个舆论彻底反转。
所有的茶楼酒肆里，议论的焦点不再是“天子是否残暴”，而是“孔府的银子原来是这么来的”、“原来那衍圣公玩的居然这么”！
一场本该是朝堂之上庙堂之高的凛然对峙，竟被天子用这般街谈巷议评书演义的手段化于无形，实在是高下立判。
所有人都惊恐地发觉，自己已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百口莫辩的绝境。
你若再为孔家陈情，便是与鱼肉乡里之恶徒为伍，是不分皂白，更是自绝于天下百姓。
你若直言忤逆君上，便是甘为儒门巨蠹撑腰，是想让那附骨之疽继续在圣人学问之上溃烂流脓！
江南的官绅们第一次尝到了百口莫辩的滋味。
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了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和八卦狂欢之中。
他们从愤怒到沉默，甚至有人为了自保开始在公开场合小心翼翼地附和。
但是，一种更深的恐惧如同附骨之疽，攫住了所有上层人物的心脏。
钱谦益、钱龙锡乃至汪宗海们，他们不理解。
按照皇帝这种雷厉风行的手段，在舆论上彻底打垮孔家之后，下一步就该是挥师南下，用锦衣卫的屠刀来清算他们这些盘根错节的江南顽疾了。
然而，没有。
皇帝的圣驾依旧驻留在山东，似乎在慢条斯理地处理着孔家的善后事宜，丝毫没有立刻南下的意思。
锦衣卫的缇骑虽然如同幽灵般遍布江南，却也并未如想象中那般，展开大规模的抓捕。
这种等待比直接的屠戮更加折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