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明朝后期，地方基层糜烂至此。
而到了清朝，又催生出了如此变态的局面。
「沈先生，请继续讲下去。」秦远对于沈葆桢的言论更感兴趣了。
沈葆桢点点头，伸出两根手指，「基层权力第二个关键点，便是皇权与绅权的互相博弈。」
「皇权想直接控制民力与财税，而地方乡绅，诸如退休官员、有功名的人、大族领袖，他们靠着他们的田产、声望和宗族势力，也想把持地方。」
「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人口和赋税的控制权。」
「乡绅不会主动把资源交给国家，所以想出各种手段，隐藏田地和人口，对抗皇权的汲取。」
「朝廷为了应对，就不得不依靠胥吏去『刮地皮』，反过来又加剧了胥吏对乡绅和百姓的压榨。」
「每朝每代的农民起义，其根由大多藉由此而来。」
「今天，太平天国起来造反，其中一个根源，便是这基层汲取之制已烂到骨子里，官逼民反！」
说到这里的时候，沈葆桢眼中尤为的凝重。
他提到湖南骆秉章、左宗棠的「公局政治」，认为那是无奈之下「以绅权代胥吏，暂补皇权之不足」，虽聚财有力，然终是权宜之计，且使绅权坐大，未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
「所以说，」沈葆桢总结道，「纵观千年历史，传统帝制下的乡村，非胥吏横行，即乡绅坐大。」
「所谓的『民间自治』，其实是虚妄而已。」
「老百姓生活在其中，都要看人脸色，哪里谈得上自主？真正能自己生存、自己治理的空间，少之又少！」
这番分析脉络清晰，直指要害，秦远在心里暗暗点头。
这个沈葆桢，确实把传统基层政治的顽疾看透了。
「沈先生分析得很透彻。」秦远称赞了一句，随即转向现实问题，「那幺，先生一路走来，看我们光复军在福建的做法，这个乡公所制度，跟你说的历代旧制度，根本区别在哪里？能跳出这个『胥吏-乡绅』的循环吗？」
这正是沈葆桢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
他眼前浮现出一路所见：宣传队讲解新政、农民按田亩交粮到公所、农闲时一起修水利…
「统帅推行的新政，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沈葆桢的语气带着敬佩和思考，「在我看来，这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权力来源和运作逻辑完全不同！」
「旧制度下，胥吏的权力来自上级任命，他们做事的逻辑是完成上面的税收指标，趁机中饱私囊是常态。」
「乡绅的权力来自宗族田产，他们做事的逻辑是维护自己宗族和乡里的利益。这两种人都可以欺上瞒下。」
「而光复军的乡公所，管事的人要幺是军属，要幺是地方推举的正派百姓，他们的权力，表面上来自光复军的任命，实际上更扎根于新政的公平和看得见的利益。」
他逐一说道：「是光复军施行的税赋明晰、胥吏贪腐被清除、公共工程让乡里受益。」
「他们做事的逻辑，首先是执行统帅府颁布的新章程，比如『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这些章程是公开的，减少了操作空间。再加上宣传队不断讲解，让政策直接传达给农民，信息变得对称，旧胥吏上下其手的空间大大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