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光复军治下的建宁府，做法却更为彻底，也更为……「怪异」。
沈葆桢看到，各村镇设有「乡公所」，但主事者并非传统乡绅，而多是军属或有威望的本地良民，由光复军后勤部门直管。
还有穿着统一制服，戴着袖章的的「宣传队」在田间地头，用最质朴的福建方言，向围拢的农民一遍遍讲解新的税收政策：
「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粮食直接送到乡公所，按官斗过秤，当场给收据，绝无苛扣」。
这些军属，因其家人在前线，与光复军利益深度绑定，且在新政下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故而执行力与忠诚度极高。
他们组织人手，丈量田亩，建立鱼鳞图册，一切都力求公开透明。
更令他惊讶的是，没有随意摊派的徭役，但到了农闲，乡公所会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挖塘筑坝，言明是为本乡本土谋福利，故而民众积极性颇高。
整个过程，没有胥吏的敲骨吸髓，没有乡绅的层层转嫁，也没有强迫的徭役摊派。
有的，是清晰简单的规则，是相对公平的负担，是看得见的公共服务。
沈葆桢站在一处正在加固的河堤上，看着下面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心中波澜起伏。
他意识到，光复军正在用一种近乎「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着延续千年的乡村权力结构。
他们不是依靠某个阶层的精英，而是试图建立一套直接与底层民众对接的、去中介化的治理体系。
税赋公平了，中间盘剥消失了，农民负担减轻，自然拥护。
也正因如此，他一路行来，看到各处征兵点前，报名参加光复军的福建本地青年竟异常踊跃。
这不仅仅是《光复新报》宣传的感召，更是这套新制度给普通百姓带来了切身的、看得见的利益与希望，让他们愿意为之而战。
「石达开啊，石达开，你难道是汉高祖明太祖式的人物吗？」
沈葆桢心中五味杂陈。
这些举措，都不是简单的「争民心」，而是在培养新的统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