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听着心中暗惊。
这个军属优待，可太妙了。
以往流寇作战，携家带口，既是累赘，也易生乱。
石达开此举，非但解决了包袱，更将数万与军队血脉相连的人口牢牢扎根于新占区，化为了最稳固的后方基石。
有了恒产，方有恒心，军心士气自然稳固。
更为关键的是，在基层，这些军属将成为光复军统治地方的重视拥趸。
这一猜想，也在他看到了光复军在地方推行的税赋新政中得到了印证。
光复军推行的「纳税新制，完粮纳税」，以及这套制度对乡村基层权力结构的潜移默化的重塑。
让他的内心，震动不已。
作为深谙传统王朝治理之道的官员，沈葆桢太清楚「皇权不下县」之说在清代早已名存实亡。
摊丁入亩之后，人口激增，基层行政事务繁杂，胥吏队伍恶性膨胀。
州县官员往往依赖乡绅、胥吏乃至宗族势力来管理乡村、征收赋税，由此滋生了无尽的盘剥与腐败。
胥吏藉机敲诈，富户成为重点勒索对象，税收实际负担数倍于法定额度，中小地主破产、自耕农逃亡之事屡见不鲜，这正是太平天国运动能一呼百应的深层土壤。
他不由得想起曾国藩、骆秉章、左宗棠等在湖南的实践。
为支撑湘军的饷银，他们开创性地利用「士绅」力量，设立「公局」，征收「厘金」，整顿赋税。
绕过腐败的胥吏系统，甚至架空部分地方官员，形成了所谓的「公局政治」，士绅权力空前扩张。
这才使得湖南财力暴增，支撑起数万湘军的作战。
这已是清廷体制内一种无奈的、藉助地方精英的治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