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汉初守令得专辟属，文景之世遂有贾生敷教、文翁化蜀之盛。然其弊生豪右盘结，至孝武收察举于公卿，‘孝廉’渐成虚誉，及至桓灵鬻爵，铜臭盈朝。
故曰‘流品之清浊，决乎民生休戚’，张释之掌刑名，汲黯治淮泗，皆刀笔而泽苍生；房杜王魏亦非纯儒，乃成贞观之治。盖经纶贵通变，岂独守章句哉？
而考课之虚实，系乎清浊之辨。昔汉制‘上计’至严，唐制‘四善二十七最’至详，然吏治澄清一时，季世便虚增垦数，祥瑞竟成市货，盖因官吏天渊之故。
汉唐以来，文法之职多委胥吏。彼辈无禄养之资，有破家之能，故剥民自存者众。所谓‘十羊九牧’，羊安得不瘠？
噫，昔汉宣帝云：‘与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诚哉斯言！”
最后一笔落下，墨迹未干。
众人便从欧阳修开始挨个传阅，每一个看到这篇《论汉唐以来吏治得失》的人，都不由地被其摄住了心神。
这篇史论，篇幅不长，却字字千钧，脉络清晰，史实确凿，直指要害！
陆北顾开篇点题便直指核心，指出治理效果的关键在于选吏，选吏关键在于明法，郡县制是吏治产生的根基，但具体运作历代不同，其得失教训，足以成为今日之镜。
而在讲了汉唐制度之后，他的笔锋直指考核制度。
汉代的“上计”，也就是地方郡国向中枢报告户口、垦田、钱谷的制度很严，唐代的“四善二十七最”考核标准极其详尽，那为什么吏治只能清明一时，到了王朝后期，地方就虚报垦田数字，祥瑞都能当成商品买卖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官吏天渊”！
千百年来的文书法律事务都委派给胥吏，他们没有俸禄养家糊口，却掌握着能让百姓家破人亡的权力，所以只能靠盘剥百姓来自肥，而正是因为官员高高在上，吏员地位卑贱，所以对于官员的考核对他们形同虚设，甚至成为勒索的借口。
“无禄养之资，有破家之能”这十个字，如同冰冷的匕首，精准地刺穿了胥吏贪墨的制度性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