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叫什么？又是怎么进入边区保卫处的？难道事先就没有甄别过他的身份？这不是严重的渎职嘛，麻痹大意害死人！”张义有些气愤地说，不过话一出口，他便马上察觉出有些别扭，补充说，“我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履历再天衣无缝，可要像一个普通人一样通过身份甄别、背景调查，就得有一套假身份，名字、家庭出身、身份、履历、户籍以及介绍信，缺一个都站不住，这么长一串的东西，不可能没有破绽，那边就没有核实？”
“当然核实过了！”郑呼和没好气地说，“我们虽建立了严格的审查机制，但道高一丈魔高一丈，百密难免一疏，仍挡不住有些人处心积虑找漏洞、投机钻营。”
抗战时期，对于奔赴宝塔山的进步青年有一套严格的身份审查机制，这是保障革命根据地安全的必要措施。
审查主要通过籍贯调查、社会关系核实、同行者佐证、组织谈话、一段时间的观察考验等方式进行。
“是冒名顶替吗？”张义苦苦思索着这些反常，他的思绪飘回了一次和各个处长陪戴春风出席的饭局上。
当时戴春风为了尽量摸清有关宝塔山那边的情况，专门设宴招待程慕颐和派驻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徐佛观。
席间，戴春风问徐佛观如何安排特务去宝塔山活动的时候，此人得意洋洋发表了一番“说难也难，说易也易”的说辞——
难是检查不严而查清历史严，不易立足，易是只要不急于求成，准备长期埋伏，有取信于别人的证明，去后极力伪装自己追求进步，不马上搜集情报，还是很容易取得信任的。
戴春风连忙问什么是能取信于别人的证明，徐佛观却笑而不语，卖起了关子。
戴春风也不追问，饭后又将此人带去了自己家里详谈。
这是一件事。
张义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他有个叫马良的临澧培训班的学生，毕业后曾分派到行动处。
有段时间此人曾神秘消失过，过了几个月他再次回来了。
张义便问他去哪里了。
马良得意洋洋地说他去了一趟宝塔山，还成功进入抗大学习。
张义便问他是如何进去的。
马良炫耀说他是冒名顶替进去的，接着大言不惭地吹嘘他在宝塔山的经历，说自己要不是生病一定会长期潜伏下去（实则是吃不了苦，偷偷跑回来的）还煞有其事地拿出一个小本本，上面编造了一些诽谤和挖苦红党的黑材料。
当时，军统在西北同样设立了水路交通统一检查站，专门拦截和扣押去宝塔山的爱国进步青年，几年时间多达上万人。
而这些人去宝塔山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院读书或工作的各种证件。
他们被扣押后，军统便将这些“能取信于别人的证明”没收，交由伪装的特务冒名顶替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