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鲁路修找不出真凭实据，那就说明他就是谄谀之臣。
眼下的情况，有点像是欧阳修问苏轼「你考卷里写的『皋陶三杀尧三宥』典故到底哪看来的？」苏轼却回答老子以今度古想当然耳。
但两者又不完全一样。
苏轼那样回答能被认为有急智，那是因为他的观点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迎合上意。
鲁路修却不能有这种急智，因为他说的话正是威廉皇帝爱听的。
好在鲁路修也确实不是空口白话的，他立刻很有把握地侃侃而谈：「伟大的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既然是政治的延续，和平年代军事部门当然要不偏不倚地做好与一切邻国和假想敌作战的计划。
所以这才是真正继承克劳塞维茨的思想，而施里芬那种自行决定谁才是假想敌、谁不是假想敌的行为才是误国。他区区一个军人，有什幺资格揣测谁才是假想敌？那是政治家才有的权力！他自己做这个判断，就是一种军人干政。」
鲁路修也知道，皇帝当年很欣赏施里芬，至少在和平年代、在以布法为假想敌慢慢准备军备的年代，皇帝很欣赏施里芬。因为施里芬当年设想的假想敌，和皇帝设想的假想敌是一致的。
只是后来爆发的塞拉耶佛事件，是个不可提前预测的黑天鹅事件，外交的演变，导致真正的敌人和一开始预想的假想敌不一样了，这才手忙脚乱惹大祸。
但鲁路修面对皇帝丝毫不怂，他明知当年两人对假想敌的设想一致，他还是要点出这其中的关键：就算一致也不行！作为军人，哪怕揣测得跟皇帝一致，那也是一种干政！
这顶大帽子死死往下扣，鲁路修就是要把施里芬那个指望迎合上意的投机分子彻底搞臭。这一点不容回避，鲁路修将来论文里也会这幺写，这是已经定好了的。所以哪怕现在皇帝当面提前问，他也得这幺回答。
如果现在顾忌到皇帝的面子，说话软一点，将来写论文时才坚持，那反而容易被人当成两面派。
而现在这样当面硬顶，就算惹得皇帝暂时下不来台，皇帝还会觉得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直臣，哪怕不讨喜，至少刚正不阿。
威廉皇帝果然被说得有些难以接受，但真讲道理他又无法反驳。尤其是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告诉他、当年施里芬那种「皇帝让他干什幺他就只干什幺」的行为，原来也是干政，这不由让皇帝多了一两分推卸责任的轻松感。
对啊，作为大臣，皇帝让你干什幺，你干好了，这确实没错。但皇帝没让你干的事情、只要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你就能不干了吗？皇帝又不是什幺都懂，这个具体领域内，负责的大臣才是第一责任人，你自己不该知道什幺事情皇帝虽然没交办、但是也重要吗？
只用心干皇帝交办的事情、其他没交代的就糊弄，这不就是干政、懒政、不作为、选择性作为……
一堆帽子扣下去，施里芬的死后名声在皇帝心里又臭了一两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