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里彻底安静下来。
莱昂纳尔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晚风带着泰晤士河水汽的味道涌了进来，味道糟糕，但莱昂纳尔却选择了忍受。
窗外，是1881年伦敦深沉的夜色。
远处，西区方向依旧灯火辉煌，那里的俱乐部也许舞会正酣；近处，这片中产阶级街区已然陷入沉睡，寂静无声。
而在更东方，那片被黑暗笼罩的区域，白教堂、霍乱……
肖恩·奥马拉那焦虑的面孔，酒馆里那些排队等待写信的眼睛，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
巴黎的司法诉讼，福尔摩斯的辉煌成功，政客们的算计……所有这些，此刻似乎都褪色成了模糊的背景音。
他想起了巴黎奥博坎普街的泥泞，想起了曾带着契诃夫逛过的巴黎的贫民窟。
两个国家的首都，同样存在着被繁荣表象所遮蔽的深渊，只要稍看一眼，就会觉得触目惊心。
这几天替人写信的经历，将一幅幅粗糙的社会素描，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那些布满老茧的手递来的铜币，那些充满苦难与期盼的口述，那些拿到信后如获至宝、仿佛救命符咒的眼神……
起初，他确实带着同情的心态来做这件事，尽量用优美的文笔，将那些破碎的心声，包装成体面的文字。
但这短暂的「善行」，真的改变什幺了吗？
肖恩·奥马拉把那封请愿信递出去，但伦敦市政厅会因此就给白教堂安装足够的自来水龙头、修建像样的下水道吗？
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这个时代的主流社会，大部分都虔诚地笃信通过富人、教会的慈善施舍，就足以解决穷人的生计问题。
就像他在酒馆里写信，来抚慰一些人的心灵。
这些纷乱的思想，在他脑海中碰撞、发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