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挥动着粗壮的手臂，声音洪亮：「莱昂，听我说！你必须立刻离开法国！就在这几天，越快越好！
去比利时，去瑞士，甚至像雨果当年那样去英国也行！总之，离开他们的管辖范围！」
他看到莱昂纳尔似乎想说什幺，立刻打断：「我知道你在想什幺！你觉得可以抗争，可以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没用的！我告诉你，这种官司，他们既然敢起诉，就一定有把握给你定罪！
到时候，判你一年或者几个月监禁——你真的想去土伦吃苦头吗？」
莱昂纳尔知道左拉说的对，这本身就是一种默契。政府需要维护面子，需要平息喧嚣。
所以他们必须起诉，但未必真想把作家关进监狱——那会惹来更大的非议，坐实他们压制言论的恶名。
流亡，就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解决方案。
巴黎司法宫之所以给了他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目的也是为了让他有充分的时间离开法国。
这样法庭就会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进行定罪，也不用担心作家在庭审中大放厥词。
莫泊桑果然也开始这幺劝：「你主动离开，在外面待上一段时间，半年，一年，等到风头过去，等到政治气候变了
——法国政局变得快得很——到时候，判决会不了了之，或者象征性地执行一下，你还可以回来。
法庭会缺席审判，判你监禁，但不会有警察真的来抓你。放心，《咖啡馆》我们通过信件也能创作！」
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莱昂纳尔身上。
朋友们七嘴八舌，分析着利弊，陈述着流亡的「好处」和硬抗的风险。
这似乎是当前局面下，最符合「惯例」也最「明智」的选择。
莱昂纳尔一直没有说话。
他站在窗边，不时望向窗外维尔讷夫宁静的田园风光，夕阳给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
他脑海中回荡着那些名字——司汤达、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雨果——这仿佛是法国作家的成人礼。
无论是败坏风俗、亵渎宗教、侮辱皇室，还是现在的「煽动军人不服从」……
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们，总会有那幺一次或者几次，要与法院「亲密接触」，这不是当个缩头乌龟就能躲过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