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渴望的，是在创作中拥有这样一种自由——当故事需要精确的历史考据时，我能严谨如档案管理员；
当它需要探究人性在环境中如何异化时，我能冷酷如解剖学家；
当它需要一个惊世骇俗的设定来叩问人类的存在本身时，我又像个寓言里的巫师。”
客厅里一片寂静，这种“自由选择、混合应用”的创作观，无疑挑战了19世纪习惯以流派划分作家阵营的清晰边界。
莫泊桑忍不住开口，带着一丝困惑和好奇：“莱昂纳尔，这听起来……很自由。但这种自由，难道不会导致混乱吗？
没有一种核心的理念或方法作为锚点，作品如何保持风格的统一和主题的深度？”
这几乎是所有人心中的疑问，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作家。
莱昂纳尔看向莫泊桑：“居伊，问得好。这种自由的锚点，不在外部某个‘主义’的教条里，而在于内部——在于‘人’本身。”
于斯曼笑了起来：“听起来像是400年前的说法。”
莱昂纳尔知道他说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但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词：“‘人’！这才是我们一切书写的最终指向。
福楼拜先生曾教导我们，‘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不正揭示了文学最深层的奥秘吗？我们书写人，理解人，最终是为了理解自身。
我们被牢牢束缚于肉身之中——饥饿、病痛、衰老、死亡是铁律，是自然主义观察的领域。
我们又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大革命的风暴、帝国的荣光、公社的血火……这是现实主义耕耘的土地。
然而，这沉重的肉身与现实的枷锁，都不能阻止我们凭借想象无拘无束地翱翔！甚至让时间倒流、死者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