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儒勒·费里丝毫不为所动，他将法国包装成一种更高级、更负责任的殖民者：
“而我们法兰西，恰恰是履行这一文明化义务的最佳人选！
我们的共和精神，我们的普世价值，注定我们能够，也必须承担起这一重任！
我们不是在掠夺，我们是在传播文明的火种！”
紧接着，他将话题引向了具体的行动和拨款要求：
“正是基于这样崇高而紧迫的使命，我恳请议会尽快通过对印度支那，特别是越南北圻地区追加的 ！
这笔经费，对于我们在红河流域进行一次必要的远征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肃清那些骚扰贸易、危害安全的华人海盗！
我们将为当地带去真正的秩序与和平！这不仅是维护我们远东利益的需要，更是法兰西履行自己文明义务的关键！”
儒勒·费里的演讲，以及随后各大报纸对此事的报道和评论，像一记闷棍，狠狠砸在了莱昂纳尔的头上。
当在早餐桌上读到相关报道的时候，他的目光凝固了。
“优等种族”“劣等种族”“文明化义务”……莱昂纳尔几乎要被气笑了。
法国媒体一边抨击英国殖民暴行，一边为法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摇旗呐喊。
他原以为，自己通过《四签名》引发的讨论，至少能让一些人，包括法国人，去反思殖民主义本身的问题。
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场更加精致、更加虚伪的表演！
英国人的伪善被揭露了，法国人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宣称自己才是“文明使命”的真正执行者。
甚至将自己的掠夺行为粉饰成一种“高尚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