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沉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缙绅富商家中。
历代皇帝和首辅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已经遍布朝堂，每每提出还未执行，朝堂之上便反对声一片，『与民争利』、『藉机盘剥』的大帽子扣上来，提议者无不被骂成是王安石、桑弘羊那样的祸胎，甚至被人围堵唾弃群殴……以至于谁也不敢帮皇帝办这件事。
结果出现了工商曰益兴盛，国家愈发贫穷的怪现象，还被一些老学究当作工商误国的证据。但以沉默的地位和立场，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因为归根结底，他就是工商业最大的代言人，如果背叛了工商业，绝对会被那些大家族、大商人抛弃，甚至成为他们要消灭的对象。
但他不希望大明一直这样，如果无法从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得能量，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不会改变——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东南，沉默并未忘记大明朝灭亡的原因，流民和女真，正是因为崇祯朝廷积贫，无力赈灾，才有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勃起；亦是因为朝廷积弱，才无法应付两场战争，最后被满人断了国祚。
所以工商业要发展，国力也要随之提升，这是沉默的大政，也是他的指导思想。关于具体的方针，沉默从不敢拍脑袋就定下来，他经过长期对各行业的调研，摸清其现状后，才敢小心的推出，而且先经过试点之后，才在各省各行业推行。
首先是在生产领域『民进官退』，既然官营产业已经名存实亡，就不必尸位素餐，占据社会资源了。早在九年前，他便将江南织造局的织造任务，由『官局自织』转化为『官局领织』，也就是官局将自身的任务分包给私营工场，并将本钱银先行拨给，见有利可图，大户自然乐于承揽。而官局也能在大幅缩减成本的前提下，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而且朝廷的用度也得到满足，可谓多方受益。
这种使官府脱离生产，只负责分包监督的作法，实际上是将官府排除在生产之外，看似其高高在上，但实际上将官局和私营放在了平等地位……一开始时，织造局的太监挟朝廷之威权，不免减削银两，中饱私囊，大户见无利，便动以料价不敷为词，要求加钱，否则便不开工。这时候朝廷的威权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内监们只能乖乖给钱了……经过这些年的观察，这个法子确实可以使各方都满意，沉默便下令各司府织染衙门，『将各自官营织场盘出，一应所需改为领织，合理议价，不得压榨织户。』他大约算过，仅此一项，如果在东南推行开来，便可为宫中每年减少六十万两的支出，虽然放在东南不多，可对史上最寒碜的大明皇室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了。
当然从中获利最大的，还是民营纺织业，不仅接手了原本属于官营的大量订单，还没了官府为保护官营而故意捣乱，生意自然愈发蓬勃。不过沉默也不是完全放任私营，他命令所有的织机必须在织造局登记才能生产，以便官府掌握民间的织造数量，为课税提供可靠的依据。
三十税一的商业税必须交，谁也没脸说不。当然他没有强力推行此事，而是准备先看看情况，等到时机成熟再说。所以此事并没有引起多大波澜，相反大家捧他的场，许多都如数交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