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热度都是暂时的，任何虚荣和自以为是都浅薄无谓。写个而已，哪有那么多事儿？写对我来说是一件“事最少”的事，所以我早和几位热心告知我外界信息动向的朋友说过，不用再和我说了，让我继续孤陋寡闻吧。
柳永所谓“且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相比于锣鼓喧天，铁板铜琶，我还是喜欢安静执笔，安静低唱。
上章结尾我说谈谈风月，刚才说的就是风。作品之外，是为风也。下面说说月。
月者，自明于天，不争昼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无论写得好坏，但对文字我认真的。
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很有澄清历史谣言的雄心，但自从ai出来之后，谣言越来越多，简直爆炸式增长。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翻翻考证段落的段评，结果涉及ai的文史分析，八个里有五个全文胡说，不忍卒读，最后三个稀里糊涂，勉强算半错半对吧。
当时我选了一个段评中看起来最唬人的ai截图（所谓最唬人，就是最具欺诈性的严谨可靠）准备放到下章文末作为典型予以辨析，可一想这张截图一共就写了五段论，结果出来八个错误，那一一论明得费多少字？意兴一懒，也就算了。
有人认为ai最大的问题是数据的量不足和质不高，其实在文史上远不止于如此。西方知识界说DIK，即Daa O InfOrmaiOn O KnOledge O iSdOm.我们习惯说学问和学识。数据不等于信息，不等于知，更不等于“识”。
学问好一定看书多，看书多却不一定学问好。
如果没有强大的思考判断、分析联想等一系列信息处理能力将“所知”转化为“所学”再转换成“所识”，那即便掌握得文献再多，也高明不起来。就好像同样是刘寅，但沈约《奏弹刘整》中的刘寅和巴东王的属官刘寅不是同一人。同样是引用房玄龄《晋书》，但有人引的房玄龄《晋书》就是纯引的唐时文献，有人引的房玄龄《晋书》不懂的以为是唐时文献，懂的却知他选的这段上承的是王隐《晋书》的部分（晋时史料），那含金量能一样吗？
（是的，推究史料时代不是简单看记载这个史料的书的成书年代，而看其中具体的史料来源。所以有时候，南齐时修的《晋书》反而没有唐时修的《晋书》时代古，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判断。）
凯鲁亚克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没关系，路就是生活。”（《在路上》）
谣言虽然越来越多，事却不能不做。在第三卷中，我在涉及到历史谣言的时候，还是会予以辨明。对学界空白、聚讼不定或者论述错误的问题，还是会予以考证。值得出文献明示的，依旧会出文献明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