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张义的讲述之后，张岱也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这上百万贯的差额，真要遭到挤兑的话，结果无疑会是灾难性的。
飞钱作为新生事物，保持充足的现金流以保证兑付成功乃是经营当中的重中之重，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大笔钱帛的仓储成本和安保成本。
洛阳情况还好，作为大唐东都，无论仓储还是防卫都可以借重一下官府的力量。但在汴州，这样的便利就少很多。汴州本就鱼龙混杂之地，一旦储存太多现钱在固定的地方，总会有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如果按照常规的思路，入柜的飞钱可以再放贷出去，一方面降低储存和安保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能收取一部分利润。
但是放贷同样有几个问题，一是会和汴州当地的官府与士绅产生利益冲突，毕竟过往地方上的融资渠道是默认被这些人所掌握的。第二就是这幺大的本钱放贷出去，如何操作回款也是一件非常劳神费力的事情。
还有一点，那就是张岱也不喜欢高利贷这种粗暴又直接的剥削方式，所以他选择在汴州建立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通过各种商贸行为将这些钱给利用起来，既能刺激当地生产力的发展持续获取利润，同时又避免了钱财存放的仓储和安保成本。
同时和汴州商户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也有一部分将这些人当作备用现金池的意思。
这些人每年从张岱这里拿取大量的分红，当然也希望这样的模式继续进行下去，同时在飞钱出现支兑压力的时候给予一部分融资支持，也能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利息回报。
至不济，还可以利用自家的运输队将洛阳储存的钱往汴州输送，补充汴州的现金储备。毕竟飞钱又不是什幺过于妖孽的金融游戏，是要现钱入库才能开具一张承兑凭证。
通过这一系列的安排，基本上是能够杜绝遭受挤兑的风险。
可现在汴州飞钱面对的情况，明显也是综合性的刁难。一方面在汴州打压限制储备的现金流，一方面在东都加强输入，同时又选在秋季租物入京的特殊时刻来发难，可谓是把方方面面都给算计到了。
而且这当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东都入柜飞钱数量的暴涨。原本如果汴州方面现金储备不足、支兑有压力，洛阳柜坊可以适度做出一定的调节，或是不再开具新的飞钱，或者只开具中长期的飞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