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负气而出的韦恒，张岱在翻阅一通旧年公廨本钱的管理记录后，对于大唐时局的演变也增加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公廨本钱虽然只是财政事务当中的一项内容，而且还不属于财政度支的主体内容，但是由于其专款专用的这一特性，公廨本钱的变迁直接反映出了大唐人事方面的变革。
开元年间在京诸司人员变化是先多后少、然后又持续增多。
开始的多是中宗、睿宗时期所谓后武周时代吏治败坏、各种斜封官激增，开元初年食俸者锐减，公廨本钱规模也在相应减少，这是在姚崇担任宰相期间吏治逐步恢复正轨。
但是这种政清人和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开元四年往后京司官吏编制又在持续扩增，公廨本钱的规模也在随之提升，这意味着朝廷行政成本越来越高。
废公廨本钱而以户税充之，这一点早在开元六年，便有时任秘书少监的崔沔提出来。这是为了避免在公廨本钱经营过程中，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的弊端。尤其是在地方上，类似的情况要更加严重。
公廨本钱在执行过程当中，由于富户的各种操作，使得负担转嫁给了平民小户，失去了原本收割富人充当行政成本的制度初心，所以干脆将这一部分开支并入户税当中。
但这同样不是什么巧妙的计策，因为户税本身就是在租庸调正课之外的加税，而且近年来随着各种用度的增加，户税在整个课税体系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也使得百姓负担越来越重。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百姓们真的因为开元盛世的到来而安居乐业、负担减轻，那么又何必浮逃于外、搞得朝廷需要括户追究？造成逃户的原因有很多，课税负担过重绝对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原因。
随着大唐社会的发展，区域之间的发展有所差异，不同行业的回报也会有显著的差距。
说则士农工商，但在现实场景当中，商业税的发展是要远远滞后于农业税的，所以在财政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就必须要注意进行更加精准或者更加广泛的收割，而不是一味的将所有新增开支平均分散到那些负担已经很重的籍户头上。中唐之后，盐、茶等税种的增加也反映出了这一趋势。
张岱本身并不反感公廨本钱这种制度，但是公廨本钱在执行和监督方面却存在着很大的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