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的文治武功，正是建立在大一统的基础上，朝中文武将相、在野士民百姓共同的努力下达到一个巅峰。
至于说统治者骄奢淫逸、日渐堕落，朝廷当中结党营私、横征暴敛、才流难进等等各种问题，固然都值得探讨和批判，但也应要明确一点，就是安史发动叛乱的本意也不是为的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而河北藩镇割据只是安史之乱后朝廷与军头彼此苟且妥协所形成的一个烂摊子，更加不应赋予多么积极与深刻的社会意义。
其次就是有关盛唐“文学与吏治”这种偏颇的学术观点，过于刻板的把盛唐政治的变化发展进行二元化的归纳，并由此延伸出许多错漏颇多的解读。
张说和宇文融，他们都对盛唐政治做出卓越的贡献。张九龄和李林甫，也并不是单纯的组结朋党、排斥异己。
文学与吏治，既不是斗争的内容，也不是斗争的工具，更加不是斗争的目的。这种观点最初可能只是提供一个视角和思路，但是随着被不断引用，渐渐被一些人奉为圭臬而放弃思考，不只无益于学术上的更新，甚至对普通人了解盛唐政局都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