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源复肯跟他们好好沟通、进行充分的交流，自然明白张岱这是在吹牛逼，这事根本就没影，更不要说几十万贯的集资本钱了！
可问题是，源复愿意好好沟通吗？或者说他觉得境内那些富户豪商们配让他和颜悦色的好好沟通吗？他如果愿意、认为万事有商量，汴州会是如今这幅鸟样子？
你们说没集资，那之前一万贯怎么解释？只有这一万贯？张岱此番入州，沿途撒的钱都不止一万贯了，至于为了这一万贯给你们这么大的脸？
当然这都是张岱自己的设想，汴州方面的人事情况具体会如何演变，还要看源复这个大聪明如何发挥。或者宇文融已经对其彻底的失望，干脆就没把这件事知会一声。
接下来张岱又在魏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在市场上走访观察。
在洛阳时他虽然也经常出入新潭的船市和南北两市，但洛阳那里毕竟掺杂了不少的政治元素，并不能很好的呈现出民间的人物资源如何商业化的流通。
魏州这里市场交易非常的活跃，南来北往的商贾和各类时货交流频繁。
这里商品市场的繁荣，在以农耕为本的古代社会是比较罕见的。
一方面固然是受天灾所累，许多百姓耕织难以为继，破坏了原本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许多生活必需品必须要从市场上获得。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河北的手工业本身也比较发达，像北齐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除了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之外，还记录了许多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加工技巧、甚至行情时价都有记载。
以大唐之幅员辽阔和如今世道的平稳发展，其实是可以通过跨地域的互通互补来抵消天灾人祸给生产所造成的相当一部分伤害。
人口的自然增长，也可以通过手工业的分流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地压力。起码在盛唐时期，内部矛盾还远没有积累到不得不爆的程度。
只不过大唐所施行的租庸调制，迫使大量的民众必须要维持耕织的生产模式，哪怕他们已经没有了土地等重要的生产资料。
唐代的赋税制度其实也在演变，丁税、地税的比例调整，折租造布、市买轻货等变通方式，也都体现出统治者意识到社会财富在向何处流动，以及如何聚敛的效率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