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邕固然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由于本身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一些看法就过于的理想化，且过于琐细，考虑不到执行方面的成本和效率问题。
张岱在这方面固然也没有太过丰富的经验，但在后世也有不少的认识积累，来到这个世界又受他爷爷的耳濡目染，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也都比较具体。
唐代的政令和管理经验，在针对管城这种商贸经济过于繁荣的地区是不怎么适用的。在城市管理方面，单单一个宵禁制度就极大的压制了民间经济的活跃性。
尤其隋唐上层统治者还有一个地域性的偏见，那就是不喜欢山东地区过于繁华，以至于衍生出许多自相矛盾的操作。
隋文帝因恶汴州殷盛，派遣官员大加整顿，禁游食、抑工商，对于船户、侨人等脱产者勒为聚落、逐令归本，罔顾此境所拥有的地理优势，一味呆板的执行重农抑商策略。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的交流融合，但同时也非常警惕、不希望河南地区出现大的经济聚落，一度撤掉汴州以郑州领管。
统治者们警惕地方的发展，但人民群众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隋末瓦岗军便依托汴渠实力快速发展壮大，并攻占沿途的黎阳仓等重要据点。
唐代对于河南地区的发展同样是比较矛盾纠结的态度，这种纠结体现在各种政策性的改革往往主动性不高，都是在现实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被动的做出一些调整改变。
这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张岱去年上书的漕运改革，漕运改革必然要牵涉到运河沿岸人力物力向着效率化进行调整，释放一定的民间活力。
但是漕运真的有必要改的那么有效率吗？
在此之前是没有必要的，江淮租物早一天、晚一天运来区别也不是很大，反正京中公卿都能吃得脑满肠肥。至于运河上忙碌的那些船工丁役们，三个月的活儿给他们改成两个月，剩下的一个月怎么安排？
可是在封禅结束之后，北方的各类积储消耗一空，再加上天灾给北方生产造成的破坏，已经变成等米下锅的状态，那江淮物资自然运的越快、运的越多就越好！
这是大唐政治一个基本的运行逻辑，了解了这一点再去探讨各种政令变革才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