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明白人提前介入，提供法律咨询，往往能在矛盾激化前就起到灭火作用。”
“比如前段时间，有户居民因为装修垃圾堆放问题与物业和邻居关系紧张，网格员发现后，我们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解释权利义务，协助制定了合理的垃圾清运方案，避免了后续可能的冲突和投诉。”
“好的。”
赵为民点了点头，显然对这个数据十分满意。
“小周，我还有个实操方面的问题。”
李建国这时开口问道。
“比如你们工作人员在处置现场，尤其是在公安也在场的情况下，他的身份和权责怎么界定？”
“如果当事人不认可律师调解，或者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与现场警情的初步判断有不一致的地方，你们这个协作机制怎么运行？”
“你们怎么保证中立和公正，或者说你们是市场化的咨询公司，会不会带有倾向性？”
姜还是老的辣，李建国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有些风险，他一眼就能发现。
只不过，周明远似乎早有准备，从容应答。
“李书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考虑过了。”
“首先，关于身份界定，我们非常明确，在警企共建机制中，我们明理公司是辅助性、支持性的角色。”
“我们的定位是法律明白人、调解员，不是执法主体。”
“所有现场处置，以公安机关指挥为主导，我们在法律框架内提供专业支持。”
“针对这方面，明理制定了严格的工作手册和边界清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清晰明了。”
李建国揉着下巴，表示肯定：“可以。”
“其次，关于协调机制。”
“我们与试点派出所建立了分级响应和会商机制。”
“对于一般纠纷，驻点工作人员独立开展调解；对于复杂或可能升级的，实行联合调解，公安干警负责秩序和治安判断，我们负责法律分析和方案拟定。”
“如果对于重大疑难或法律适用存在争议的案件，启动会商机制，由派出所领导、办案民警和我们公司的资深法律专家共同研讨，确保依法依规。”
“说到底，我们律师的意见是专业参考，不是执法依据，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公安机关。”
周明远停顿一下，表情认真。
“最后，是关于中立与公正的问题。”
“李书记，这是我们明理公司的生命线。”
“我们虽然是企业需要盈利，但我们更清楚，在合作中，公信力是我们最大的资产。”
“我们内部有严格的职业道德规范和利益冲突审查机制，所有参与警企共建的工作人员，薪酬考核都会单独计算。”
“明理公司追求的是案结事了人和，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而不是敷衍了事搞定案子。”
“同时，我们的服务过程有记录可追溯，接受一切监督，任何违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处罚。”
说到一半，周明远笑了笑，摊开双手说道。
“事实上，正因为明理是市场化的咨询公司，我们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次与政府合作的机会，更注重维护自身的品牌和信誉。”
“出来混，讲究的就是一个口碑，对吧？”
“哈哈哈哈.”
听着周明远这番江湖气十足的发言，李建国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抬起眼，目光在周明远身上停留片刻，然后扫过贺敏等人充满朝气的侧脸。
“小周，你们团队看起来这么年轻，但思考问题做事情，很有章法，也很务实啊。”
李建国缓缓开口，习惯性总结道。
“你提到的数据，特别是信访量下降，确实比较有说服力。”
“基层治理，说到底就是做人的工作，就是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你们这套模式，也给我们政法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他话锋一转，指尖弓起，敲了几下桌子。
“我们今天来呢，其实有几个目的。”
“一方面是看一看文华跟我说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另一方面是考察一下，能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搞一搞推广。”
会议室内，角落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听得心潮澎湃。
推广？
还要继续推广？
“但是，推广开来，有几个现实问题。”
李建国抿了口茶，伸出三根手指。
“第一是成本。”
“你们工作人员派驻到辖区，公益性能维持多久？”
“这个服务该怎么界定？老是让你们免费帮忙调解，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是不可能长期运行下去的，这个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第二是标准化。”
“你们明理法律咨询公司，能不能保证每个派驻律师，都具备今天张律师这样的专业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
“服务质量能不能管控？”
“第三是可持续性。”
“你们是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假如服务在全市范围内铺开，能不能保证合作的长期稳定？”
“如果中途出现变故，比如你们业务转向或者经营出现问题，已经铺开的工作该怎么衔接？”
“.”
周明远眨了眨眼睛，沉默几秒。
说好的四不两直，可老李这明显是带着东西来的啊。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直指合作模式的命门，关乎能否从试点走向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