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用的都是同一套教材，学习的都是来源于周朝太史的学说，连基本的尧舜圣王观点都是差不多的。早在春秋时，管子和孔子就都在论述，应该“车同轨、书同文”。对于这些关键的共同意识，他们是十分清楚的。
而在统一之后，思想领域的争论也没有消失。汉武帝那个“独尊儒术”根本就不是政策，只是董仲舒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 。
为什么强调这一年呢？因为前一年，窦太后才去世。窦太后还活着的时候，儒家已经试过一次了，结果支持儒家的三公被窦太后干掉了两个。大家实在没办法，只能等到老太太去世之后再说……
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当年，董仲舒就被汉武帝踢出长安，去给以粗暴蛮勇著称的哥哥江都王刘非当国相了。好在董仲舒名声比较好，刘非没有为难他，才在这个高危岗位上活了下来。
一直到东汉末年，朝野流行的各种家学之中，可以归入儒家的都没有过半。比如诸葛亮，虽然后来被人们称为儒将，但他的家学是申韩之学。所以，诸葛亮很长时间只入武庙，而稍晚的杜预，则文武两庙都入了。因为诸葛亮确实没有多少儒家经学上的贡献——他就不是学这个的……
身处竹简时代，还沿袭着战国军事遗风的汉朝，都只管到这个程度，后世的朝廷就更加管不住了。哪怕唐宋之后，民间的学说也往往就是换了个儒家皮，各种“儒家”之间的差别，能比当年儒道的差距还大，让他独尊儒术，他都不知道尊哪个儒。
而随着书写介质的提升，朝廷对思想的管理能力是不断下降的。另一方面，纵观塞里斯历史，越是后来的朝代，其实越是“宽仁”，哪怕那些出了名的残暴时代，其实也是和近期对比，或者是离得近、资料多，才出名的。
西汉时，朝廷每年能处决总人口的将近千分之一，这才叫严刑峻法；而曹丕上台时，为了压制民间反抗，官府每年要处理上万件因言获罪的案例，乾隆见了都得给他磕两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