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朝的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孔季彦虽然做出了系统的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引发了更大争议，还不如不解释。而汉武帝的政治敏感性，就比他高了很多，直接避开了话题中最困难的部分，就事论事，用各方都能满意的手段迅速解决了问题。所以，后世的法典和书籍，普遍把汉武帝的判例当做标准。
但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其他的漏洞，就是举报的问题。按照当时的法律，父母犯罪，子女也不应该检举。比如父亲杀死母亲，子女检举的话，父亲必死无疑，等于间接杀死了父亲。这就和孝道冲突了，因此需要禁止。如果母亲杀死父亲，也是同理。
这个规定，同样是从头到尾就充满了矛盾。
首先，家族和国家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听谁的？父母犯罪是否检举，说白了就是这个原因。
如果检举，是对双亲不利，是不孝；但不检举，就是纵容别人破坏法律，而法律背后是朝廷的整体利益，也是皇帝的权威所在。不检举的话，就是不忠、不敬，同样也是个大问题。
其中的原因，当然也并不难理解。
郭康还记得，有次，史惠贞找狄奥多拉抱怨，说为什么家族的长辈有这么大的权力。狄奥多拉认为郭康最了解这些问题，就让她找郭康问。
郭康当时想了想，就告诉她，这是因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塞里斯和罗马，都还有浓厚的封建遗存，只能算是“半官僚国家”。
虽然在官府内部，已经基本实现了官僚制，但哪怕最强势有力的政权，也只能把官僚制度延伸到乡里一级。再往下，就超出了朝廷的能力，只能承认当地事实上的分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