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大族里有不少走脱的族人，纷纷跑来上告，说起锦衣卫肆意抓人的事情。
裴元对此倒也不惧。
他跑来拿人，本就有充足的证据。
当时抓到那些青壮俘虏后，不但录了口供，还把那些青壮的姓名和籍贯查探清楚，做了档案。
指望这上千人全都串供咬死，根本是不可能的。
只要按察使司照着那些名单一路查过去，必然会得到实证。
那几个按察使司的官员，看了裴元递交的东西，简单的议论了一番后，立刻把审案的重点，转到程序性的问题上。
依照提刑按察使司佥事费越的说法，这件事就算不是刑部主办，也该交给山东按察使司来处理。
锦衣卫根本无权在山东兴起大案。
费越甚至言辞激烈的要求裴元必须把抓到的那几个大族的族人，以及洗劫的财产，全部移交给按察使司。
按察使司自会上报刑部和大理寺，让朝廷派专人来署理此事。
裴元原本有心让这个叫做费越的家伙看明白，现今的山东一哥到底是谁的人。
但是有了田赋之前的提醒，裴元已经对这些虚浮的助力，态度谨慎了起来。
王敞之所以能跑来山东当封疆大吏，那是他交出南京兵部作为代价的。
而且这件事还被朝中各派系，视作王敞想要平安下庄的铺垫。
如果现在王敞就搞东搞西，跳的太欢的话，朝中那些派系对王敞的无视，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共识。
若是朝中忽然把王敞调去四川、江西这样的地方，那裴元围绕山东展开的一系列谋划，就倒掉了最关键的一个支撑。
好在按察使司和锦衣卫之间互相不隶属，裴元完全可以不搭理那费越的狗叫。
他甚至还嬉笑怒骂，故意对费越挑衅了几次，把那费越气的七窍生烟。
但费越也不是省油的灯，见裴元如此蛮横，不但给担任山东巡抚的王敞去了公文，还直接以私信向在朝中的同年求助。
随着费越的折腾，关于阳谷一事的后续，很快传入了济南府。
山东布政使司的官员们听说锦衣卫居然跑到下面的一个小县，干出了抓人抄家的勾当，无不义愤填膺起来。
这个其实和当初那些小豪强，齐齐痛恨梁次摅是一个道理。
如果锦衣卫能够随意的从京中伸出触角，并且肆意的对地方豪族抓人抄家，那么谁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
毕竟那些官员，可都是从同样的阶级中出来的。
所以在听到有锦衣卫在山东乱搞的消息后，以左布政使姜洪为首的官员们，立刻开始对裴元施压。
当然，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后，他们也知道很难包庇。
于是提出异议的主要方向，同样是追究裴元处理此事的程序合法性。
只要能把人从裴元手里要回来，他们自然有办法审理出一个“既合国法，又通人情”的结果来。
裴元对那些山东头面人物的责问视若无睹，只专心的开始将那些金银装箱，细软也运走变卖。
左布政使姜洪等人对此十分愤怒，旋即开始联名向朝廷上书，要求将在山东为祸的锦衣卫召回京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