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京局的条件要好的多，不仅砧骨可以做，需要的情况下，牙骨质也可以做。
但牙骨质就更麻烦了，取的时候要抗污染，还要在牙科显微镜下辅助剥离，然后再送去有mini-str技术的实验室尝试着做，检出率也不高，意味着要磨好几只牙。
如果是无法确定身份的无名尸的话，既然京局有条件，牙骨质该做就做，再不行还有部里的物证鉴定中心，单细胞全基因组扩增可以挑战腐败期更长的样本。
但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在已经得到一个答案的情况下，用数倍的时间和更多经费，特别是上级单位的资源去挑战这个答案，以确保万无一失，这种事只有徐泰宁式的不成功则成仁的情况下才做。
通过尸体的衣物，以及随身物品来确定尸体的身份，本来就是法医的工作之一，包括江远在内，都经常用这种方式。
一个不怎么好笑的法医笑话：如何最快速度的分辨尸体的身份？看他的身份证。
特别是在李宁霞失踪的情况下，杨宇辉的表现是在水准之上的。
不过，刑侦是以结果论英雄的。
你出门撞到了凶手也是你的本事，你运气不好十六次与凶手擦肩而过也是你的愚蠢。
法医认错人了，从专案组的角度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江远反而为杨宇辉减压：“从骨龄上来看，肯定不是38岁。不过，你当日是第一次解剖，又是腐尸，不像我能看到骨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