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的成功，为陈恺歌在国际上树立了「能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能呈现东方神秘主义、历史厚重感与人性纠葛」的导演标签。
对于西方制片方而言，他是一个能够将「中国元素」进行「艺术化」和「国际化」包装的可靠人选。
无论是《温柔地杀我》中设定的跨文化恋情与悬疑，还是澳洲方面提出的「中国历史战争题材」，本质上都包含着一种对「他者文化」进行猎奇式挖掘和消费的欲望。
他们需要的并非纯粹的中国视角，而是一个能用西方观众能理解的电影语言，来呈现他们想像中的「东方」的导演。
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化，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国际地位日益凸显。
一些西方的基金会、文化机构乃至情报组织，出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切」和「塑造」，有意无意地会通过文化渠道进行渗透或施加影响。
支持一位像陈恺歌这样具有国际声望、且作品时常触及历史反思与人性复杂性的中国导演，拍摄符合西方价值观或能引发对中国历史、社会进行特定解读的影片，被视为一种「软性」的战略投资。
尤其是在涉及历史战争这类敏感题材时，谁能掌握叙事权，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舆论。
陈恺歌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偏好和其作品中时而流露的知识分子式的批判性，使他成为某些势力眼中值得「投资」和「引导」的对象。
也或许有制衡「本土商业巨兽」的潜在意图？
王盛及其「盛影系」的异军突起，代表着一种完全植根于中国本土市场、遵循商业逻辑、并开始构建自身完整产业链的强势力量。
这种力量的出现，可能触动了一些不希望看到中国形成过于强大和独立自主的文化产业巨头的国际资本或势力的神经。
在此背景下，支持和鼓励陈恺歌这类更具「国际视野」（或者说更易于被国际资本影响）的导演进行大制作，尤其是与王盛主导的古装奇幻（《博物馆奇妙夜》虽非传统古装，但核心是中华文明）和历史武侠（《英雄》）题材形成差异化甚至潜在竞争的项目，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在文化层面进行「市场分割」和「影响力制衡」的策略。
让中国顶尖导演们在不同资本的支持下「内卷」，总比让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本土利益共同体要好。
因此，陈恺歌在2001年九月收到的这份澳洲邀约，或许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商业合作提案。
它可能是一个精心计算的棋步，背后牵扯着国际影坛的权力格局、文化输出的角力，以及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本土电影势力的复杂应对。
陈恺歌本人或许沉浸于艺术创作与历史探索的热情中，但他所站的这个位置，早已是多方势力投射目光、暗中较力的舞台。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