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传递的，首先是一种‘不认命’的精神。”
王盛的目光扫过观众席，声音沉稳而清晰：“陈建国失去了铁饭碗，家庭破裂，流离失所，这无疑是巨大的痛苦，是时代的伤痕。电影没有，也不可能回避这种痛苦。
但我们更想展现的是，一个人在遭受重创后，如何依靠自己内心残存的力量——可能是知识，可能是技能，更可能仅仅是不想倒下的那股劲儿——去挣扎，去寻找哪怕一丝微光。”
他顿了顿，继续道：“我不是想告诉观众，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成功，一定能进证券公司。那不现实。我是想告诉观众，特别是在困境中的人，即使希望渺茫，挣扎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这种挣扎，是对命运的抗争，是对尊严的维护。陈建国最后的‘成功’，在电影里是象征性的，象征着他没有被生活彻底击垮，他守住了作为一个父亲、一个男人的底线。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现场很安静，观众们在认真倾听。
小崔点点头，话锋一转：“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电影里陈建国赖以翻身的工具，是一本《英汉大词典》和金融知识。
这是否在暗示，只有有文化、能抓住新兴行业机遇的人，才有出路？对于那些没有这样条件的普通工人，他们的‘幸福’又在哪里敲门呢？”
这个问题很尖锐，直指“个人奋斗论”的局限性。
王盛似乎早有准备，他轻轻摇头：“不，崔老师，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词典和金融知识，是陈建国这个“特定人物”拥有的特定武器。他曾经是技术骨干，有点文化底子，这是他的个人背景。
电影想表达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词典’。可能是你熟练的车工技术，可能是你做一手好菜的本事，可能是你吃苦耐劳的品格，甚至只是你诚信可靠的口碑。
在困境中，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并紧紧握住属于自己的那本‘词典’，在那个基础上，去寻找生机。”
他语气诚恳地说：“电影无法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提供解决方案，那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工作。
电影能做也该做的，是展现人在逆境中的精神状态，是传递一种不屈服的力量。
如果观众能从陈建国身上，感受到一点点这种力量，从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多一分坚持，我觉得这部电影的价值就达到了。”
“所以您并不认同电影美化了现实，或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小崔追问。
“我认为电影是‘提炼’了现实，而不是‘美化’。”
王盛纠正道：“我们把很多下岗工人身上可能分散存在的坚韧、智慧集中到了陈建国身上，是为了戏剧效果，也是为了更强烈地传递那种精神。
我们呈现了痛苦，也没有回避卖血、住澡堂这样的残酷细节。电影的结局是开放的，陈建国只是融入了人海，未来依旧未知。
这怎么能说是美化呢？这恰恰说明，个体的奋斗需要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前路依然漫长。”
小崔若有所思，然后转向观众：“听了王导的解释，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