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证明，楞严寺的提前转型，才是楞严寺能在京师寺院中崛起的关键。
现如今，寺院三大业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香客捐献影响最大。
这件事还和苏泽有关。
明代寺院，除了金融功能外，也要给香客提供文化需要，这就是讲经。
无论是东方的讲经，还是西方的布道，其实和说书差不多，就是要用通俗的佛教故事来教化百姓。
而更多百姓去佛寺听经，也不是为了受教去的，而是在这个缺乏娱乐的时代解闷。
当然，听着听着就皈依我佛也是正常的。
总而言之，讲经是佛教的“拉新”手段。
而随着报纸出现，娱乐方式更丰富了，更少的人愿意来佛寺听讲经了。
讲经？能有《西游记》好玩？
当然，原本虔诚的信徒还是会捐献香火钱的。
但是没有新的信徒，等原本的信徒老死，那时候就已经晚了。
除此之外，僧田的产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这倒不是说僧田的产量低了。
而是京师粮价日趋稳定，僧田产出的利润减少，而且京畿地区的地租也很难收上高租息。
最后就是高利贷生意了。
当然，寺院的高利贷一般叫做“长生库”，名义上寺院和信众的互助金库。
但实际上这年头的贷款基本上都是高利贷，九出十三归都是正常操作，两三倍利息才是常规的。
不过《大明民律》出台后，官方也对最高利息进行了限制。
官方的标准时唐宋时期的官方标准，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李一元考证了青苗法，“二分（利息）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认为这是明代以前的合理官方利息，所以限定这个数额为官方利息。
而民间贷款，不能超过官息的两倍，也就说四分利息是官方承认的，超过部分就不认了。
虽然苏泽依然觉得很高，但是想到这是大明，其实能给最高利息做出限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
而因此而来的诉讼，在镇抚司民案司的几次判决后，都偏向了借钱一方，否认了出借方高息的合理性后，寺院的高利贷生意大受打击。
当然，绕过这些也是有办法的，可这同样需要寺院有精通法律和财务的人才，精心设计新的借贷合同才行。
其他寺院都在三大支柱受到冲击的时候摇摇欲坠，但是楞严寺则越发兴旺。
法严方丈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他提前做好了转型的准备。
比如何心隐的《新乐府报》，就有楞严寺的投资在其中。
早在《新乐府报》的编辑部还在楞严寺的时候，法严方丈就主动入股。
如今《新乐府报》已经是全国发行量第二大的报纸了，是发行量最大的民报。
何心隐每个月都会给楞严寺分红。
除了报纸之外，楞严寺积极投资了很多产业，包括法严方正最成功的一次“投资”，将部分僧产捐献给朝廷办水晶宫博览会，给楞严寺获得了巨大声望。
但是产业的变化，就对寺院的库房账目管理提出了更好的要求。
投资的账目管理，可要比放贷收租复杂多了。
而且也不是所有被投资的，都和何心隐这样省心的。
光是投资成功不见得就有回报，这还需要介入被投资生意的管理，防止被投资人发达后做小动作回避分红，甚至还需要帮着被投资人解决一些问题。
最后还是需要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