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英国人自以为同情加拿大，然而却在同情的同时，否认加拿大人在政治上的能力。他们愿意给予慈善募捐，却不愿给予权利。这样的慈悲不过是另一种傲慢，是假仁假义。因为真正的正义并非宽恕，而是承认人民拥有通过自身代表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如果加拿大人能够管理自己的私人事务，那幺他们便同样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
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不配拥有自治，那幺我们就应该诚实地承认：我们否定的不是某个民族的能力，而是否定自由的普遍性。
倘若我们因对加拿大人的蔑视而拒绝给予自治权，那幺我们所否定的便不是他们的资质，而是自由本身的适用范围。仿佛自由只属于少数幸运儿，而不是属于帝国中的每一名臣民。
在这样的危险关头，我们愈发需要一个能够看见制度弊端，并愿意以理性与同情心修补裂缝的人。回望近年来的殖民治理，少有人能像达拉莫伯爵那样，既洞悉帝国利益与殖民地民意之间的差距，又愿意越过传统官僚的惰性，尝试以新的政策化解冲突。
他并非完人，然在当下的荒谬局面中，他的失势恰恰暴露了政府自身的短视与迟钝。一个敢于直言指摘制度缺陷的优秀政治家，却被斥退得比那些制造缺陷的人更快。
加拿大的动荡之所以会发展到今日这一地步，并非仅仅因为殖民地政府中布满蛀虫，还因为伦敦在最关键时刻表现出了令人羞愧的怯懦与混乱。墨尔本内阁在加拿大问题上所展现的，不是统治的智慧，而是惧怕责任的心态。他们在维护宪政原则与迎合殖民地少数利益集团之间踌躇不前，结果两边皆不能安抚，只留下制度的废墟与人民的愤怒。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重申《威斯敏斯特评论》一贯的观点与立场。应当不会有人认为本刊曾经流露过哪怕一丝对内阁的敌意、不愿公正待之或拒绝与辉格党结盟的倾向。在不违背我们事业与贬损品格的前提下，我们已竭尽所能向内阁靠拢，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以求协作。
我们所求不过是为英国的自身利益服务。只要他们愿意继续执政，作为支持他们留任的回报，我们要求的不过是通过《无记名投票法案》。而内阁却恰好选在此刻，前所未有地公开表示了其对无记名投票的敌意。
因此，我们的支持必须在此划下界限！
因为这绝非孤立事件，这不仅是内阁在某项政策上的退缩，更是一种政策转变的征兆。
在激进派看来，近期辉格党大选惨败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除非给选民提供无记名投票这把保护伞，或是给予他们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否则他们不会继续忍受牺牲与苦难，英国人民不会仅仅因为讨厌保守党便愿意维持现有内阁。
然而墨尔本内阁对本次大选中的失败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他们的解读是：这个国家正在转向保守主义。因此，他们也必须变得保守起来，而这一结果的例证便是内务大臣约翰·罗素勋爵针对加拿大的宣言。
更令我痛心的是奥康内尔先生，这个为了爱尔兰自由奋斗一生的勇士，本应最能体恤另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然而在加拿大问题上，他却采取了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的立场，鲁莽的继续偏袒着内阁。或许在他眼中，英国人民但凡关心其他事物，便无人会真正在乎爱尔兰。
明智如奥康内尔先生，竟然未能洞见：爱尔兰的福祉与英格兰、苏格兰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福祉，其实都取决于我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当这一根本遭受威胁时，我们宁可承受一切次要风险，也要争分夺秒地抢占必要阵地，以捍卫我们的力量源泉。公开反对任何拒绝进一步改革的政府，正是每位激进派人士义不容辞的立场。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激进派以当初议会改革时，对待格雷伯爵的明确立场，来直面墨尔本子爵吧！
让我们脱离与辉格党的同盟，公开转入反对阵营！
这种反对不应是无理取闹，正如我们会支持保守党的合理提案那样，我们依然会对辉格党提出的、值得拥护的议案投赞成票。但倘若保守党提出对墨尔本内阁的不信任动议，激进派必当鼎力支持。
乍看之下，这或许会导致保守党上位。但如果能借此打造出我们最重视的、
紧密强势的激进反对派，那幺，这点损失何足惧哉！
况且，任何拥有政治常识的人，稍加思量便会明白，保守党内阁并非必然，也绝非此举的归宿。组阁的必要条件在于掌控下院的多数席位，因此，单靠保守党的力量根本无法达成。这个多数派只能由辉格党与保守党联手，或者辉格党同激进派联合构成。
而能否继续执政的选择权终究握在辉格党手中，倘若他们选择保守党人，那幺据我们揣测，辉格党人的政治倾向便会昭然若揭，我们也能彻底看清用公开的保守党内阁置换披着辉格外衣的保守党内阁是否会有损失。
倘若辉格党人没有选择与保守党结盟，在墨尔本内阁倒台后，他们无疑会提出对保守党内阁的不信任动议作为报复。
此时，激进派理应秉持基本道义与其联手。凭藉激进派常规的政治运筹，不信任动议势必获得通过。届时唯一可能的组阁方案，必将是辉格党与激进派拥有平等话语权的联合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