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大法官依然由尊敬的伦敦大学校董会主席布鲁厄姆勋爵担任。
得知这个消息后，亚瑟今天早上的胃口都好了不少，仅仅一顿早餐便吃了一盘培根和两个煎蛋，甚至连没加和牛奶的红茶都不小心多喝了一壶。
高兴之余，亚瑟也从这份人事变动中读懂了前首相格雷伯爵和辉格党接下来的政策风向。
在新一届内阁中出局的有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与战争及殖民事务大臣斯坦利勋爵，而如果仔细注意《伦敦公报》上的非内阁人事变动，还可以发现邮政总局局长里士满公爵、掌玺大臣里彭伯爵也一同卸任了。
而这群被《泰晤士报》称为“德比帮”的辉格党大佬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认为《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威胁到了爱尔兰国教会的既定地位，与他们的政治原则不符，是爱尔兰教会改革的强烈反对者。
德比帮的集体去职也说明了当下辉格党的态度，即便前首相格雷伯爵辞职，但他们依然不会动摇推动《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决心。
只不过亚瑟总觉得辉格党团似乎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诚然德比帮反对在爱尔兰推动教会改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近年的多项改革中都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而其中最令亚瑟欣赏的便是前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辉格党激进派中不可或缺的悍将。
早在几年前威灵顿公爵掌权时，处于弱势的格雷厄姆便毫不避讳的在竞选演说中高调宣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是一位蓝党人，我过去是蓝党人，我现在是蓝党人，我也希望我将来永远是蓝党人。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愿上帝保佑，蓝党永远不必为我感到羞耻。托利党是‘宫廷党’，他们的目标是扩张王权。而辉格党，也就是‘乡绅党’，则为维护人民权利、捍卫民意、促进人民幸福而奋斗。
而让格雷厄姆名声大噪的，还是他在下院提出削减公职人员薪资的动议，以及批评枢密院大臣们高额薪金的主张。
而在格雷伯爵上台执政后，格雷厄姆不仅参与起草了《议会改革法案》，并且还以海军大臣的身份在皇家海军内部推动了多项艰巨改革，其中既有唯才是举（不以党派身份选拔任用海军部官员），提升水手待遇和退役金等福利保障水平，下令废除多项军队肉刑。
唯一可惜的是，他在皇家海军习以为常的抓壮丁入伍（强征制度）上碰了钉子。
虽然格雷厄姆在这项制度上连踹了好几脚，但最终依然没能废除这项老传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政绩斐然的大臣，却因为在爱尔兰问题上与辉格党团意见不同而去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况且在亚瑟看来，格雷厄姆反对《爱尔兰教会世俗事务法案》的论点确实有一定道理、
格雷厄姆认为：不列颠和爱尔兰政治联合的根基，便是以教会为纽带。任何对教会体制的干预，都可能动摇大厦根基，最终导致联合的瓦解。
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格雷厄姆的观点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为了促进不列颠和爱尔兰走向联合，以国教圣公会对爱尔兰进行逐步同化绝对是有必要的。哪怕这个同化的过程十分缓慢，甚至有侵犯宗教自由这样基本人权的嫌疑，但是哪怕要上一两百年的时间，这项工作也得做下去。
而格雷厄姆等人的去职也不仅仅是辉格党损失了几位得力干将这么简单，因为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曾经长期充当着辉格党内的粘合剂。
像是格雷厄姆这样相对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在辉格党内既可以与“过于有主见”的布鲁厄姆勋爵和达拉莫伯爵说上话，又可以与帕麦斯顿子爵这样老谋深算在托利党与辉格党之间横跳的老江湖搭上茬。
至于为什么要特意把布鲁厄姆勋爵与帕麦斯顿子爵拎出来说呢？
那自然是因为这两个人非常的不对付。
帕麦斯顿子爵与布鲁厄姆勋爵的过节甚至在亚瑟还没降生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便开始了。
那是 ，恰巧碰上首相小皮特不幸因病去世，为此剑桥大学不得不忍痛挥别这位两度出任首相、前后执政长达 。
在不列颠，剑桥和牛津的议员席位向来被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年轻的帕麦斯顿很难对此不动心。
但不幸的是，对这个位置动心的可不止他一个，与当时籍籍无名的帕麦斯顿相比，同样年轻但看起来更有前途的斯宾塞勋爵、阿尔索普勋爵和佩蒂勋爵显然更吸引人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