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肃武备，的确可以保一方安宁；可是推行丁亥学制，既可以满足朝廷的指示，又可以让百姓真的能上三级学堂。
广东巡抚刘继文，显然对这些银子的去向一清二楚，所以他才会出面阻拦。
这个武库案真正被装到官吏口袋里的银子，只有不到六万银。
三十一万银里，十五万给了广州大学堂，十五万给了广州地面三级学堂营造学舍。
李佑恭面对这个结果，放下了内心的杀心。
“就不怕倭患再起？这般挪用武库之费。”李佑恭亲自去看过广州大学堂，建的真的好，不输于京师大学堂的庞大规模，同时也看到了落在实处的三级学堂。
广州府的丁亥学制不仅落到了实处，甚至不逊于松江府。
丁亥学制推行最好的地方是松江府，其次是广州府，然后才是京师，京师可是最先试点，京师情况复杂，户部审计严密，搞不了这些歪门邪道。
刘继文颇为坦然的说道：“这门口就是南洋水师，连以前比较多的粤东水匪都销声匿迹了，光是电白港，就停着七艘快速帆船。”
倭患这个事儿，刘继文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倭患能够凶焰滔天，原因之一是嘉靖禁海。
嘉靖禁海的力度甚至超过了洪武年间，导致把海权拱手让给了这些倭寇水匪，而当初禁海的嘉靖二年，倭人争贡，导致祸乱。
而当时朝中主流看法是：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
严厉的禁海制度实行，大明连船都没了，海权自然落入敌手。
北人可能不太理解这个逻辑，等同于说北虏禁养马，把马都杀了，没了马匹的北虏，连军屯卫所半农半兵的军兵，都打不过。
这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大明缺船少兵，最终，倭患在嘉靖二十九年爆发。
现在大明不再禁海，再加上门口就是南洋水师，广州府、两广地方，还真不怕倭患再起。
林道乾这个大海盗，的确很厉害，可是这些海盗，从来不敢出现在大明的海域，更不敢出现在水师的炮口之下。
“按贪腐案奏闻圣上吧。”李佑恭最终没有把这个案子定性为监守自盗，而是定为了贪腐，只要不是大量武器装备流入安南，事情都不算太大，没必要死咬，把广州地方官员咬的千疮百孔。
他到广州府来，最重要的目的是保证前线作战，不被后方掣肘，获取战争的胜利，他的一切决策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进行。
李佑恭同步进行商贾稽查，但凡是涉及违禁之物走私贩私的商贾，被悉数缉拿归案，涉及到了钢铁火羽走私，死罪难逃。
松江水师调拨了六万军，加上南洋水师本来的六万军，一共十二万水师，镇守在广州府，李佑恭要做什么事儿，都没人能拦得住他。
情况比皇帝预估的要乐观的多的多。
真没有那么多的内鬼，一共只有十二个商贾，涉及到了钢铁火羽的走私，而且规模都不算太大，如果不是打仗，甚至罪不至死，可惜战争已经开始了，斩立决是肯定的。
朝廷的海防巡检司，不是白设的。
走私贩私最多的还是白货，就是合法合规，为了逃避税赋的货物，其中最多的就是来自安南的方。
是一种很贵很贵的商品，而方是甘蔗的提取物，也是白的原料，广州府的坊真的很多很多，原料供不应求。
而广州海防巡检司，对于走私白货，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海防巡检也是人，上了岸，也是要买些的，阿公也喜欢便宜的。
可走私黑货，钢铁火羽阿片，那海防巡检的阿公，就要出动水翼帆船了。
你的船再快，还能快的水翼帆船？
甚至二十多年来，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默契，操持走私白货的商贾、穷民苦力，会自发的向阿公举报走私黑货的亡命之徒，毕竟这些亡命之徒，对阿公而言，个个都是功劳。
这些走私白货的商贾们，对不法坚决说不！不能因为同行德行有亏，导致整个行业受到严厉打击！
如果海面上黑货太多，阿公会集体出动严打，规模很大，连走私白货都得停下，短则一旬，长则三五个月，三个月没进项，真的顶不住。
按照刘继文的说法，光靠海防巡检那两百个巡检、三千名弓兵，根本防不住走私贩私，只好采用这种条件筛选法，把那些亡命之徒筛选出来。
李佑恭没有过分干涉地方之间的默契，他才不会犯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指手画脚，既然地方形成了这种默契，而且运作良好，随意干涉，除了破坏衙门和百姓的关系，毫无作用。
只要是开海，走私贩私，尤其是白货，都是免不了的。
如果真的想彻底消灭多数的走私贩私，最好的办法就是迁界令，就是不允许百姓靠近海边五十里的范围，设立常态巡逻，别说走私贩私了，想出海打鱼都难如登天。
刘继文和李佑恭聊完了武库贪腐案后，开始说起了广州府经济，他面色严肃的说道：“黄金宝钞需要对广州府定向增发，以取代票，这种票容易仿造，使用不便，私票、假票层出不穷。”
李佑恭在广州府，同样也观察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广州府的人，都在用一种票。
大明钱荒呈现出了大都会白银堰塞，而腹地、小城白银严重短缺的窘境，疏浚颇为困难，但朝廷已经最大限度的通过各种手段，去疏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