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这话，也是对的。
此刻的大明朝堂，并不昏暗，朝中的大臣们，也不是只知道党争的人间之屑，事实上大明还田政令一直在持续的推行。
从浙江到南衙五府，再从五府到七府，并且河南山东江西湖广等地，则普遍使用集体生产的营庄法。
看起来慢，但脚步异常的坚定，并不打算半途而废，李贽的观点，有点求速胜了。
习武里有句话，三分练，七分吃，剩下九十分靠睡觉。
练当然重要，但没有足够的肉食支撑，习武就是空耗体力，反而把身体折腾个半残废，穷文富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剩下九十分靠睡觉，如果休息不好，一切都是白瞎。
到了治理国家，这句话也适用。
政令当然重要，朝廷的政令倾斜，真的可以改变局部地区的发展，比如徐州府就坐上了还田的便车，这是皇帝赏赐给刘顺之保民生这种选择的政令，包括徐州机械厂，都是恩赐。
政令是朝廷托举，但没有经济基础支持，徐州机械厂和还田令也无法执行到位，那政令就是空耗民力，不仅没有作用，反而危害极大。
徐州府的问题就是之前四任知府有点不太做个人，一心一意迎合上意，不保民生导致的，当刘顺之进行了纠错后，徐州府本身就有成为北方机械重镇的潜力，有煤有铁有运河有官道驿路，现在还有了驰道。
政令、经济基础之外，剩下九十分，靠与民休养生息。
高攀龙这句话，少折腾百姓，比什么都强，说的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李贽甩了甩袖子，也懒得再跟高攀龙吵闹了，二位聚谈的主讲人停下了争论，倒是一个个持有不同意见的士大夫们开始上台表露自己的意见。
这场聚谈，很快就走样了，从讨论还田，向着讨论礼法上去了。
秩序一旦被打破，就回不去了，打碎了旧的儒家伦理，没有建立起新的伦理秩序时候，才是最可怕的时候。
截止到万历二十二年为止，放眼世界，儒家的体系依旧是先进的、完善的、而且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不客气的说：它的完整性、普适性、可执行性，超过了已知的任何宗教、任何思潮、任何文化创造出的治理体系。
泰西那套神学理论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治理，在儒学面前，就像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
儒家的理论体系，给每个人都安排好了角色，而赋予了每一个角色责任和义务，破坏这种责任和义务的人，就是违反礼教，就是人神共弃，连皇帝也不例外，伐无道，就是对皇帝失德的纠错。
现在儒家建立的理论体系，正在随着儒家神圣性的消亡，而逐渐发生改变。
比如，一名士大夫就表示：过去数千年以来，活的就是四个字，家国天下。
家，是软肋是牵挂，是奋斗的原动力；国，是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用手中的武器，赶走任何来犯之敌；而天下，则是诗和远方，远大理想和抱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含了人们的一生。
现在随着自由学说的兴盛，一切都在被打破，首先就是责任问题，一些个势要豪右之家，已经不再组建家庭了。
朱翊钧听到这里的时候，猛的坐直了身子，仔细听了起来。
“铭毅鞋行的少东家刑彦秋，他现在都已经二十四岁了，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没有妻子、妾室，他甚至不给那些生育子嗣的女子一个名分。”这位士大夫侃侃而谈。
“我问他为何不肯成婚，他反问：为什么要成婚？我这一辈子，我自己过得舒服就是，父亲让我传宗接代，我也做了，孩子长大了，谁强我就把家传给他。至于这孩子是否恨我，死后是否扒我的坟，又何必在意呢？”
“我继续追问他，为何不在意呢？他告诉我，死了就是死了，黄土一抔，何必在意。”
刑彦秋朱翊钧当然知道，他现在脚下的鞋子，就是铭毅鞋行做的，价格不菲，朱翊钧并不知道，这小子居然还没成婚！
连有点懒散的张居正都精神抖擞了起来，看向了皇帝陛下，带着浓烈的不安和焦虑。
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基本盘，这个基本盘是国朝存续的基石，就连大光明教最近也找到了一批自己坚实的基石。
连费利佩都有自己的梅斯塔协会，由牧羊人组成协会，这些牧羊人，成为了无敌舰队的海军、修建了无敌舰队、成为了大方阵的一员。
同样，这个基本盘，也是最方便、最容易、最简单可以被欺压和朘剥的人群。
他们既不似狡诈之徒无法无天，又不似有权有势的肉食者一样，有人为他们撑腰，每当王朝轮回，都代表着皇帝、朝廷、官衙、势要乡贤等等肉食者，已经把基本盘敲骨吸髓，基本盘极度萎靡时刻了。
从很早的时候，朱翊钧就知道，坚实的基本盘、拥趸，甚至不需要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稳定维持政权的存在。
现在，自由学说，似乎在解构大明的基本盘，在否定社会身份应该承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