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良田荒芜，最终形成「民不聊生→内乱频发」的恶性循环，让大宋陷入「外患未除、内忧又生」的绝境。
民生上，他背负的是亿万百姓的生存希望。
战争意味着无数家庭要面临生离死别，青壮劳力奔赴沙场，粮草转运、基础建设也会占用大量的青壮劳力，使得无数家庭因战争而散。
—一好多汉人或出去打仗，或出去当民夫，结果，因为跟当地的女人成家，就留在当地不再回来了，使得其家的父母妻儿孤苦过活。
这些牺牲，百姓都寄托在「攻取东北、永绝胡患」的结果上。
一旦大宋战败，所有牺牲都成了徒劳，百姓的绝望会转化为对朝廷的怨恨，轻则引发局部的民变，重则蔓延成席卷全国的动乱。
而北方边境的百姓，更会直接暴露在胡骑的威胁之下，家园被毁、妻离子散的惨状会再次上演，这份民生之殇，最终都会算在作赵俣头上，让他成为千夫所指的「亡国之君」的前兆。
所以，于赵俣而言，这场决战从不是「胜则功成名就」的豪赌，而是「败则万劫不复」的背水一战。他作为最高统治者，没有任何退路，不能推卸责任，不能转嫁风险，所有政治崩塌、军事覆灭、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后果，最终都要由他一人独扛。
就像历史上的赵佶。
赵佶登基之初，一度纠正宋神宗、宋哲宗朝党争弊端，稳固统治根基：
他摒弃「元祐」、「绍圣」以来的党同伐异，下诏「元祐、绍圣均无偏党」，试图弥合新旧党裂痕，起用部分不同派系官员，缓解朝堂内耗。
又减免部分苛捐杂税，停止不必要的工程征役，赈济受灾地区，安抚因长期党争和变法动荡的民生，稳定社会秩序。
还严惩贪腐渎职官员，完善官员考核制度，强调「为官以廉为先」，一度扭转朝堂颓靡风气。
更在初政时延续对文化教育的关注，鼓励学术发展，修缮国子监等教育机构，为后续文化繁荣埋下伏笔。
除了调和党争、安抚民生，他还支持王厚、童贯率军出征，通过军事行动收复青唐地区，设陇右都护府管辖，将宋朝西北疆域拓展至湟水流域，巩固了对河西走廊东段的控制，也暂时增强了王朝的边疆威慑力。
同时，为摆脱财政困境、强化中央集权，他还重用蔡京推行一系列改革。
经济上，他们君臣改革盐法、茶法、酒法，推行「方田均税法」、「免役法」的修订版，扩大专卖制度范围，增加财政收入。
行政上，他们君臣完善官僚考核与监察体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削弱藩镇残余势力；同时整顿货币制度，发行新币，试图规范市场秩序。
社会层面，他们推行「居养法」、「安济法」、「漏泽园」等福利政策，救助孤寡老弱，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可以说，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前（尤其是方腊起义之前）的赵佶，怎幺看怎幺像一个中兴之主，而不是一个失国的大昏君。
哪怕后来出现了方腊起义，大宋的国本和赵佶的统治根基都没有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