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年，这位曾身披铜甲、出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的名将，就在无尽的猜忌与忧愤中病逝，年仅四十九岁。
狄青的遭遇，完美印证了宋朝武人的宿命：战功越盛，猜忌越深；权力越高，结局越惨。
到了宋神宗与宋哲宗时期，扩张背后，仍是“重文抑武”的底色。他们对外拓边，本质上仍是文臣主导下的军事行动，武将只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功劳归朝廷与文臣，过错则由武将承担。哪怕打了胜仗，武人也休想获得与文臣平等的地位。
在赵俣以前的宋朝皇帝的逻辑始终如一：武将可用来打仗，却不可赋予信任。他们用文臣监军、用阵图捆住武将的手脚、用频繁调动防止武将专权，甚至不惜自毁长城。这种深入骨髓的猜忌，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被动，最终沦为“积贫积弱”的代名词。
如今，赵俣能说出“将在外，君命可有所不受”这句话，简直就是对整个宋朝帝王心术的颠覆。
在场的蔡卞等人无不心想，刘法他们能得到赵俣这样的信任，可以说是死而无憾了，他们也是有宋以来最幸运的武将。
而且，赵俣不只是说说而已，他真下圣旨，让人给前线准备了极为充足的粮草辎重，运送粮草辎重的民夫拿的酬劳全都是高于市价三成，他还授予刘法临机专断之权，不必事事写奏章请示自己。
当然，赵俣敢这么干，也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底气。
一来，赵俣手上有三支特务机构，谁都瞒不了赵俣。
二来，其它朝代基本上都是太祖太宗也就是前一两位皇帝还能做到文武双全，后边的皇帝，都是长自深宫妇人之手，属于黄鼠狼下耗子，是一窝不如一窝，宋朝其实要好一点，不说赵俣，赵俣之前的赵煦也有点水平，但再往前的宋朝皇帝在武功方面就真不怎么样了，而赵俣则已经充分证明过自己在武功方面有着极高的水准，加上赵俣登基以后，大改崇文抑武，实行文武分治，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这让赵俣在军人当中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所以，他不怕军人造自己的反，才敢这么信任前线大将。
决定好的事情，先由蔡卞写个草稿，写完之后，赵俣亲自批改，定稿之后，再由蔡卞誊写出正式的圣旨。
这次圣旨的内容非常长，书写很费时间。
可赵俣就坐在蔡卞身旁耐心的等，一点都没有催促蔡卞，让蔡卞耐心写完，赵俣好盖章。
见此，文臣也明白，赵俣并不是盲目的信任武将，同样的，赵俣也重视他们这些文臣。
圣旨写好了之后，赵俣派人快马加鞭送到前线，交给刘法。
刘法看到赵俣给他的圣旨上，只是说“刘法爱卿当审时度势，相机而动，粮草辎重已备足，不日便会送到前线，朕予爱卿临机专断之权，勿负朕望”，一点都没有插手具体指挥的意思，而且赵俣还明确了他刘法拥有前线的最高指挥权。
刘法知道，这对于一个宋朝武将来说，是多么大的信任。
刘法二话没说，就冲燕京方向大礼参拜：“臣刘法领旨谢恩！！！”
随着王厚、郭成、折可适、种朴、王鄯、王愍等将过世，大宋方面有“时论名将，必以刘法为首”之说。
盛名之下无虚士。
刘法从军之后，对抗西夏，屡立功勋，历任鄜延路第三主将、鄜延路钤辖、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候，尤其是积石军之战，对大宋进击河湟起到重要作用，累迁熙河路经略使。
历史上，童贯求胜心切，逼迫刘法出兵攻击西夏统安城，刘法力战而死，统安之战后童贯又指责刘法违反其节制，让刘法承担了败军丧师之罪，成了中国古代军事战争史上的千古冤案，李纲特意撰写《吊国殇文》祭奠刘法和为刘法鸣冤。
此时，刘法的名声远大于历史上闻名天下的种师道、种师中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