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旅通则物流通，物流通则财货不乏，物流畅通则物料丰富，物料丰富而国库钱税充盈。
春秋战国五百多载，商人商业就像无孔不入的涓涓溪流，非但渗透瓦解了古老的礼治根基，而且融通了天下财货，给官府、庶民带来了许多好处。
商旅与工匠自由融合，商贾不再仅仅是贩卖成物的车马商旅，直接成为了制造各种器物的作坊主，如此一来，不但获得更多财富，还大大增加了影响力，形成品牌。
秦风古朴，民众素来淡漠商人，但在煌煌大势下，也不得不对山东六国大开商门，降低税率，以此来吸引六国商旅财货大量西来，为变法图强提供物质基础。
直到大秦一统，咸阳都城彻底落成，「郭」区的一半，都是商贾区，命名为尚商坊—一崇尚商人若贤士一般。
周廷时期那点儿可怜的官商官市早已经被生机勃勃的私商取代。
范鑫、子贡、白圭、猗顿、吕不韦————商人势力大增，一举让华夏商业成为与农耕并存的两大经济支柱。
巨商大贾，不仅在经济上叱咤风云，也在政治上呼风唤雨。
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
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甚至，在秦末战乱、楚汉相争，社会经济凋零，粮食极度短缺之时，商贾趁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导致「石米万钱，马匹百金「，为之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是以，高皇帝刘邦在平定天下后，第一时间便颁布了「重农抑商」的国策，通过「贱商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并禁止商人及其子孙为官。
同时，禁止商人「名田「，保护农户，避免土地兼并，防止农民流离失所引发社稷动荡。
在律法层面上，认定农业是「本业「，商业为「末业「，引导民心、民力回归土地。
通过限制商贾经济与社会地位，确保农业优先，力求实现「民有常产，国有所本「。
然而，金钱的力量，远远超过了高皇帝的想像，「商愈贵，民益轻」，商人逐渐登堂入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