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子又从怀里掏出一张手绘的地图，纸张边缘有些磨损，显然是被反复翻阅过；
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着博物馆各展区的位置，重点区域用红笔圈出，还标注着文物的大致种类：“主人，我们摸得很清楚。一楼是岛国本土文物，二楼和三楼全是从海外掠夺的珍宝，其中华夏文物占了三分之二，从商周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的重宝都有，连一些孤品都在这里。”
我们从博物馆西侧的古树群潜入，古树枝繁叶茂，像天然的屏障，将我们的身影遮蔽；芳子取出随身携带的脉冲装置，按下开关，淡蓝色的电流在装置上闪烁，外围的红外监控瞬间失去信号，成了摆设。
东洋馆的入口处立着块青铜牌匾，表面泛着氧化的绿锈，用日文刻着“东洋文明展”几个大字，字体厚重，却透着傲慢；我冷笑一声，这哪里是展览，分明是强盗的战利品陈列室，将掠夺来的文明当作自己的功绩炫耀。
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樟木与尘埃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气息带着岁月的陈旧感，却也藏着文物的悲鸣；门轴转动时发出“吱呀”的声响，像在诉说着过往的苦难。
东洋馆的11个展馆里，竟有6个全是中国文物，从门口望去，一排排展柜在幽暗中延伸，像一条漫长的苦难之路。
月光透过高窗洒在展柜上，给冰冷的玻璃镀上了层银辉。
玻璃罩里，第一件重宝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饕餮纹方鼎——鼎身刻着繁复而威严的饕餮纹，纹路深邃，历经千年的青绿色铜锈在月光下泛着幽光，仿佛还残留着商周的烟火气；
鼎足粗壮，却在底部刻着一行小小的日文：“明治二十八年，从清国辽东掠夺。”
明治二十八年，正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军在辽东烧杀抢掠，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这尊本该陈列在华夏博物馆、见证文明传承的国之重宝，就这样成了他们炫耀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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